1925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出版，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真正莅临。而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几经磨难，左冲右突，在70年的起伏游动中留下了一条断续的轨迹曲线——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派、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80年代中后期的第三代诗潮。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追逐的个性，信守的走向；但在对中外文学遗产的接受层面上它们又都达成了一点共识。即每个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都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更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外来客”，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的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它们的质地构成，不仅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乃是众多诗人贯通古今融汇中外，进行纵横立体合成的晶体。 寻找远方的诗神 五四时期，面对几千年古老强大的诗歌传统，不借助外国诗歌力量进行矫枉过正的偏激革命，白话诗的生命就难以破土；所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纷至沓来地涌入国门，并给了每个诗歌探险者以坚实的支撑，庞德之于胡适，惠特曼之于郭沫若，泰戈尔之于冰心，济慈之于闻一多，都已浑然融为其生命存在的一部分。此间，被人视为怪胎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包括意象派、象征派、超现实主义派等），也因自身正值生命旺季与一批心灵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情思需要而援引入境，促成了象征诗派的异军突起；其后的70年间，许多具有20世纪现代意识的诗人，都运用它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终成一代诗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不仅从它那里借鉴了形式技巧，在意味构成上也潜移默化地汲取了它的因子。而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特质是重视内在精神世界尤其是下意识潜意识的传达，将外部世界作为内在世界的情思对应物，借助想象力量重组心理时空，大量运用象征、通感与暗喻手法，这种总体特征投影渗透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引起了后者的一系列艺术新变。 ⒈知识强化 感性化的东方民族，惯于通过直觉与感悟把握世界，在传统诗教方面极为关注现象世界，对人生万物、宇宙间一切很少做深入玄妙的形而上思索，缺少宏大的哲学思辨。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却出现了不少执着于事物存在永恒认知的知性特征，显然这在传统的天人合一、神与物游的悟性智慧影响之外，更多受惠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启迪；因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每次崛起，总与某种哲学或社会思潮相伴随，喜欢在抽象领域内获取主旨。如里尔克的《豹》借笼中困兽观照，从哲学高度把握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命异化的痛苦；瓦雷里的《海滨墓园》、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对时间、永恒与生存等超验问题的冥思。受西方现代派诗人启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也有许多做同样的知性思考。如现代诗派戴望舒的《我思想》，已有庄周化蝶意味，可视为一部压缩的齐物论。朦胧诗人顾城的《远和近》从人与自然的对位沉思，发掘了人被异化的抽象精神命题，对自然的亲近与对人的疏远，正反衬出人与人之间的孤独隔膜难以沟通。九叶诗人大量的咏物诗都是静观默察的理性结晶，杜运燮的《雾》经神与物游的化合，已成为对社会现实的独到领悟。台湾现代诗人对人性人生乃至生命本质的超越性凝眸，同样蛰伏着知性内涵，罗门的《城里人》就用直接思考方式阐明都市文明将带来扭曲生命本质的负价值。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这种知性强化，是传统诗歌中少而又少的，它一方面垫高了现代主义诗歌本位，带来历史意识的觉醒，使痖弦的《深渊》、杭约赫的《火烧的城》等一批《荒原》式的作品相继问世，使寻根浪潮在朦胧诗人杨炼、江河以及第三代一些诗人的史诗建构中长久弥漫，雄浑深厚；一方面也将现代主义诗歌引向了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衍生出不少玄秘得难以解读的文本。 ⒉象征本体意识的确立与通感的大量使用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知化实际上涵括两个方面，即意味上的倾向理性，表现上的倾向客观，所以它也起用象征这种全球性的艺术手段，以期达到非个人化的理想境界；但对西方现代派诗的认同借鉴，已使它的象征语言与传统诗相去甚远。它承接波德莱尔、庞德、艾略特等的客观对应物、思想知觉化原则，也以客观世界对应表现主观世界，但它暗示的却常是内心隐秘或抽象观念等模糊朦胧，渺不可知的审美体验，并且多为个人化的私设象征，只出现喻体而不出现被喻体，象征意象异常复杂，有时一个意象就指代多种不同事物，这些因素无形中加大了诗解的适应面与暗示的高难度，具有多向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在它那里象征已由方法上升为诗的本体生命构成。如象征诗派李金发的《弃妇》就潜藏着巨大象征能量，初读似对弃妇的同情，复读则可能摸到诗人心灵沉痛绝望的哀戚，再品已发现因思考力渗透弃妇渐成象征意象，既是人生象征，又是命运象征，深层意味里凸现的是诗人灰暗的人生情愫。现代诗人卞之琳的《鱼化石》中的鱼化石究竟象征什么？是一个女子爱的凝结，还是亘古不变的爱之结晶？是活的历史见证，还是自由与永恒？似乎都对似乎又都不完全。对于朦胧诗人顾城《一代人》中的“黑夜”、北岛《迷途》中的“森林”，人们理解时更可见仁见智，既可从其自然属性上认识，又可在社会属性上把握。台湾现代派诗人纪弦的诸多“苍蝇”、“烟斗”诗也都是具有复合隐喻意义的象征性建构，“苍蝇”既是生物具象又暗喻着人类渣滓与无耻之徒。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象征本体觉悟，冲击了传统比兴象征模式的陈疴，拓展了诗的深层意味空间。当然有时跨越似与不似间距离的陌生象征，也将暗示的指喻功能推向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极致，李金发、穆旦、顾城的某些跨度过大的取譬就是自造的被人冷落的悲剧。与象征本体意识确立同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暗示功能营造上，不再采用古典诗那种象征暗示的比兴手段，而常采用令人眩迷的通感方法，这与其说是李贺似的古典诗人制约的结果，不如说是源于对波德莱尔等人交感理论的皈依。如台湾现代派诗人叶维廉要“用一杯炒米茶／把月色和脆豆／徐徐送下”，现代诗人戴望舒要咀嚼“太阳的香味”，“家”在象征诗人穆木天那里是“苍白”的，九叶诗人袁可嘉说打字小姐的“呵欠”是“红色”的。官感间的越俎代庖，官感间违反正常逻辑的交错挪移比比皆是，这种全息通感的运用，既宣告了现代诗人的最大心灵自由，又使艺术形象十分奇美，“反常”又“合道”，缺点是有时过于突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