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以人文精神为观照视角，对鲁迅一生的社会角色定位、主体精神定位和实践领域取向等方面进行重新思考，切望能使当前重建人文精神的探索者引起对鲁迅思想遗产的足够重视。 始自1993年冬，京沪两地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纷纷载文讨论重建人文精神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一段时间下来，问题的内涵和性质已被揭示得较为充分。尚待进一步深入且更具实质意义的大抵在于症状确诊之后如何下药的事情。思绪所及，不由想起郁达夫发表于鲁迅葬仪之际的激愤言辞：“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1）]在国家不再是奴隶之邦、民族充满希望的今天，当我们在探讨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的时候，自然不能忘记鲁迅。 一 人文精神作为名词概念，是当代学者的创造物，或可视为产自欧洲的舶来品。但由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整体进行价值取向引导的召唤性力量，带有文化启蒙和精神指导的根本特点，所以不妨说，人文精神在我国文明发展史上早已有之，并产生过十分显著和深远的影响。两千五百年前以“仁”为核心的儒学理论，五百年前的“童心”、“情欲”说等，这些文化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体系的主脉。本世纪初，在传统文化跟外来文化的激烈冲撞中，一批被毛泽东称为“文化新军”的仁人志士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倡尊重人、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形成了通常所说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因注重终极价值的关怀而趋归现代形态，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纪元的思想文化基础。“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和最英勇的旗手。”[（2）] 我们曾经从政治学、史学、文艺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鲁迅，而“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比较注意的领域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的传统心理现象”，他“正是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3）]。因此，将鲁迅放在人文精神的领域里加以观照，不仅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的维度，而且可以发现鲁迅精神对于当代人文生态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非同凡响的文化觉醒品格。他在民族救亡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起初以为西方近代科学可以用来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就东渡日本留学。赴日伊始，他著文向国人介绍科学知识，强调科学进步的重要性；又为启发民智，翻译出版科学小说。这种最初的带着鲜明功利倾向的社会实践就显露出文化启蒙的端倪。尔后又抱着同样的目的，鲁迅去了仙台学医，由于学医生涯中一直坚持精神探索，在遭遇“幻灯事件”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意识到对中国民众“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他们的精神”[（4）]，就毅然放弃了原有的选择，从此把改造国民精神认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鲁迅发表于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是一篇讨伐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战斗檄文。文中把“精神界之战士”放在突出的位置，认为要“打破中国之萧条”，必须造就并依靠一代“精神界之战士”。就此问题鲁迅从两个方面展开了阐述。其一指出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是精神界战士必备的基本素质，而传统的旧文化不仅局限着而且压制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产生。其二是提出了精神界战士的基本任务和行动指南，主张通过“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的途径，启发国民精神觉醒，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推进社会改革的实现。鲁迅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危机的要害而提出的这番见解，说明了他对梁启超等当时的激进派的超越，登临了晚清启蒙主义运动的制高点。 《摩罗诗力说》也正是鲁迅由科学知识启蒙转向人文精神启蒙的思想变化的标志。在热情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字里行间，鲁迅强调了其社会、历史使命感的主体精神，并明确提出其应该具备“刚健抗拒破坏挑战”和“强怒善战豁达能思”的品质。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鲁迅自我形象设计的蓝本和自身社会角色定位的告白，跟鲁迅在同一年内写的《自题小像》一诗里所述的情怀相暗合相印证，共同成为鲁迅一生奋斗的宣言。联系鲁迅一生来看，其思想和业绩，构成了“精神界之战士”的一代楷模。 鲁迅自幼对陈陈相因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切感受。求学南京时，为寻找改革良方，他经历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迷惘。留日期间，他学会数种外语，广泛涉猎外文读物，着意追索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渐渐悟出了其中真谛。在形成启蒙主义理想的初始阶段，在推重科学思想的同时，也已经注意到了对国民精神的引导。如在《说钽》一文中，盛赞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是“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又如怀着“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5）]的动机，把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译介给中国读者。进入人文精神启蒙阶段后，他的思想立即走向成熟。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揭示了本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根本的历史命题。在《科学史教篇》中探讨了“致人性于全”的观点。在《文化偏至论》中首创“立人”之说，认为中国的改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摩罗诗力说》里，借着对十九世纪欧洲一批“争天拒俗”的“摩罗宗”诗人的评介，第一次提出“国民性之陋劣”及其“不可猝救”的观点。在《破恶声论》中，阐明了个性自由跟国民觉醒的关系，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凡此种种，构建成了鲁迅思想体系主框架的基础。亦即以“立人”为奋斗宗旨，以召唤个性觉醒和解放、改造国民性为两个方面的行动纲领来重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促使国家彻底摆脱落后穷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