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诞生的，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的鲁迅先生，以其博大的心胸、开阔的视野、深沉的思索、执著的精神，努力整理探析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积极观照、汲取西方文化的精髓。鲁迅以西方文化作为其启蒙民众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作为其探索民族积弱与病态的参照系。在鲁迅所接触、汲取的西方文化中，基督教文化也是鲁迅所热心关注、深入探究的，鲁迅以其“拿来主义”的精神辩证地对待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对鲁迅的个性与思想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鲁迅的挚友内山完造先生在鲁迅先生的追悼会上说：“鲁迅先生，是深山苦行的一位佛神。”[①]在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说：鲁迅先生是一位为拯救世人而受难的基督。 一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在否定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思潮中，面对西方文化的重要的部分——基督教文化，知识阶层有着不尽相同的态度和观点。“教则崇耶酥”的孙中山，以基督式的拯世精神倡导革命，他说：“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②]他呼吁：“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③]陈独秀认为：“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④]他否认基督教的神迹、复活等，推崇耶酥的伟大人格。胡适尊重宗教自由，规劝同道容忍基督教，他否定基督教的迷信思想和神学体系，推崇耶酥的道德言训和社会改革。[⑤]作为中国文化伟大的鲁迅，他以豁达的胸襟开放的心态面对中外文化传统，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在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入探究中，鲁迅十分关注对宗教文化的研究，他不仅购买了《法苑珠林》、《华严经合论》、《金刚般若经》等诸多的佛家经典，深研佛学，还购进了不少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他曾于1925年、1928年先后两次购买了《新旧约全书》、《圣经》[⑥]，他收藏了陈垣著的研究天主教教士东来历史的《元也里可温考》、传教士冯秉正译述的记载圣人行事圣教警言的《圣年广益》等著作，并收藏了不少有关《圣经》故事的外国版画、连环画，从鲁迅著译中所涉略的有关基督教的历史、典故、意象、词语等，均可见基督教文化对鲁迅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鲁迅对基督教文化采取了客观辩证的态度，在对基督教历史的考察中，在指出中世纪基督教对科学精神、思想自由的压抑时，也肯定希伯来文化的璀灿庄严及深远影响。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指出：“……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之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鲁迅道出宗教统治下思想、言论自由深受压制的状况，因而鲁迅对路德的宗教改革甚为推崇：“转轮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益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鲁迅在对基督教历史的回溯考察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所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鲁迅充分肯定了宗教改革对整个欧洲社会、思想等诸方面带来的深刻影响。鲁迅在考察基督教的历史时，能十分辩证地看待、评判基督教在历史与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谈及科学的历史时揭露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状况时却说，“盖中世宗教累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重染陶治，亦胎嘉葩。”鲁迅认为宗教虽压制了科学，却胚胎孕育了社会精神的花朵。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盛赞希伯来文化的深刻影响：“……次为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甚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在该文中鲁迅以其丰富的基督教文化的知识，介绍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取材于《圣经》故事的史诗《失乐园》，细致地介绍《失乐园》故事在《旧约》中的原型。鲁迅热情地推荐拜伦以《圣经》中该隐与亚伯之争的故事写成的歌剧《该隐》，在对《圣经》故事的引述中，鲁迅盛赞拜伦的“无不张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的魄力和胆识。鲁迅在其文言论文《破恶声论》中提出“形上之需求”的宗教信仰的合理性，认为：“虽中国志士谓之谜，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鲁迅指出了宗教在人们精神要求和寄托中存在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鲁迅对基督教文化采取了批判地吸取的眼光，在对基督教教义的考察中，鲁迅否定、批判了基督教的创世说、天国说、奇迹说等教义，而肯定推崇基督的救世精神。鲁迅认真地考察了基督教的起源，指出：“希伯来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之义，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蘖。”[⑦]鲁迅道出了当人类在自然力面前无法解释和摆脱外部压迫的异己力量，即将人的本质加之于自然力，从而在自然力的神话中萌生了宗教，这与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本质的阐释吻合。对基督教的创世说，鲁迅认为：“《创世纪》开篇，即云帝以七日作天地万有，抟埴成男，析其肋为女。”鲁迅指出这只不过是“彷徨于神话之歧途，诠释率神閟而不可思议”，为“景教之迷信”。在谈及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的《天物系统论》在动植物系统分类的成就时，指出其在物种理论上的偏颇：“仍袭摩西创造之说也，《创世纪》谓今之生物，皆造自世界开辟之初，故《天物系统论》亦云免诺亚时洪水之难，而留遗于今者，是为物种，凡动植种类，绝无增损变化，以殊异于神所手创云。”因而鲁迅赞同法国科学家兰麻克《动物哲学》一书的观点：“动植诸物，与人类同，无不能注解以自然之律；惟种亦然，决非如《圣书》所言，出天帝之创造”。[⑧]鲁迅对基督教创世说的否定批评可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