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金钱万能、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里,时间老人最富“自律”精神。他无私无欲,忠于职守,默默无闻,于不知不觉间将人类送到了21世纪的门前。值此世纪之交,回眸检视一下中国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以来所走过的历程,无疑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这里笔者就个人管见,略作勾勒,不妥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我国新时期的文学研究,是建国以来变化最大,发展最快,也是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自粉碎“四人帮”至1989年,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前后,可称为恢复期。此期以全面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为社会背景。主要特征是由揭批“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及其阴谋文艺入手,进而为“文革”前十七年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艺理论恢复名义。由于依然处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思想路线、思维模式之中,发表的文章尽管带有很尖锐的政治批判色彩,但在理论上却只是向原有认识(甚至连同错误认识)的一种简单回归,尚未进入自觉的反思,也缺少积极的创新。这在当时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阶段:1979年前后至1983年前后,可称为历史反思期。此期的社会背景是,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发端,不断深入发展的伟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的重新确立,有力地打破了以对某种权威盲目崇拜为特征的教条主义的僵化的思想束缚。如果说政治的、经济的解放是人们从外部环境上的解放的话,那么思想的解放则是更为深刻、更为内在,因而也是更为根本的解放。思想机器一旦开动,就按照自己的认识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发展,成为推动现实和理论前进的强大内驱力。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我国现实和理论的巨大发展,正是以这一全民族的思想解放为前提条件的。这种思想解放,表现在文学研究上,就是历史反思精神的弘扬,就是研究者们勇敢地面对建国十七年乃至四十年代甚而“五四”以来的许多传统文艺理论观念进行深入的批判性的再思考,并在反思中开阔视野,开拓领域,推进文学研究的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以“坚持”、阐释为重点的偏于保守、消极的指导思想,提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正确原则。由此引出许多有价值的新探讨,如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新认识和多角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问题的争鸣,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探讨等。[②]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空前活跃,许多重要传统课题重新提出讨论,并获得积极进展,如,关于形象思维问题,关于“文学是人学”、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关于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关于典型问题,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关于真实性问题,关于灵感问题,等等。这一时期,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问题,并开展了讨论。[③]开阔了研究视野,扩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如,全面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因体制改革,1994年又同文学研究所合并);积极注意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广东、福建等地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加强了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的研究,上海组织对“孤岛”时期文学的调研,四川成立了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会;打破三十多年来对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分期界限,开始进行前后相连的综合研究;在文学史研究中,按原来“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被排斥被贬抑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受到积极重视,获得重新评价,文学史研究也逐步摆脱狭隘的政治观念,更加注意联系思想史、经济史、艺术史、宗教史、文化史等进行新的探讨;等等。[④]重视文献、资料建设,组织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如,1981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制订了九年规划;中华书局恢复编辑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或参与编辑近代、现代、当代三套大型“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每套150——200本不等);根据巴金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建立,并积极收集有关作家的详尽资料;民间文学方面,著名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整理,被列入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开始“动工”;一些学者还提出建立“资科学”的主张,并进行了理论论述。[⑤]1983年春,举行了“六五”期间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确定了《美学原理》、《文学原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文学通史》(多卷本)、《鲁迅传》、《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蒙古文学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格萨尔》收集整理等十二项重点项目。这标志着国家对文学研究事业的重视和支持。 通观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虽然“左”的影响进一步得到克服,许多禁区被打开,视野逐步开阔,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文学原理》(蔡仪主编)、《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刘再复)、《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陈辽)、《文艺心理学论稿》(金开诚)、《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敏泽)、《〈红楼梦〉探源外编》(吴世昌)、《中国现代文学史》(唐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毛星主编)、《民间文学概论》(钟敬文主编)等,但在基本理论、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上,都还看不出明显的突破性的进展。这使学者们意识到,对于传统理论,盲目恢复故不可取,仅仅局部调整和补充也是不够的,必须积极寻求全局性的突破和超越。这正是时代的要求。 第三阶段:1984年前后至1989年前后。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所全力以赴进行的正是这种寻求全局性突破和超越的工作。这种努力,由于同国家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相一致,因而尽管时有小曲折,但从总体上看,进展还是比较快的。这一阶段,适应社会现实主要是人的深刻变化和文艺创作的迫切需要,加之丰富新鲜的外来文化的强力刺激,文学研究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革新之士。他们敏锐地抓住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或撰写论著,或组织会议,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形成三次大的冲击波:一是关于方法论的大讨论,一是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热烈争鸣,一是文化热的兴起。这些“冲击”,有力地推动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认识角度的转换和知识结构的调整。整个学术界创造性思维异常活跃,求新、求异、求变,成为一种时尚,大家都想为理论的进步做出贡献。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上,一些具有全局意义的理论突破,逐渐从那些基础扎实而又善于吸取新知识的开拓型学者笔端流露出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树。这种新的理论建树,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基础理论研究。其突破表现为两个方向: 其一,在旨定反映论基础的前提下,提出以价值论补充之,并以主体性为中心,全面打破传统框架,重新设计和建构文艺理论的新体系,这就是刘再复的创造性构想。他认为,文学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也是主体自身的创造。文学离不开主体,离不开人,因此科学地认识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必须以人为思维中心,沿着文学是人学的方向深钻细探,层层开掘,充分揭示文学活动中精神主体的深层秘密,方能奏效。他的专著《性格组合论》和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前者由人物性格的深层结构切入,从微观角度揭示其之所以如此丰富、复杂的奥秘;后者则从创造主体、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方面,更为宏观地提出和论证了文学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与主体之间的必然联系,提出了文学应该成为“人的心灵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的新论断,并由此进一步勾划出一种文艺理论体系的新架构。尽管学术界对此评价不一,有的甚至提出严厉的政治性批评乃至批判,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大胆探索。畅广元循此前进,率研究生费时两年多,写成《主体论文艺学》,提出“文学是主体的特殊活动”即“艺术活动”的主概念,由此把“文学”展开为一个过程,进而对作家、作品、读者、文学社会、文学传统、文学功能等与主体的关系,以及主体论文艺学的价值意义,作了独特的阐释。无论其成熟程度如何,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