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可算当代大大有名的一个俗物,他凭着俗而又俗的作风,一度大获成功,但也正是这股俗劲儿,最终使他在更高水平面上四面楚歌,从中兴走向末路。 他自知其俗,而且有意夸耀卖弄,一点也不掩饰,惟恐俗得不到家。他用俗作武器,辟头砍去,开腔就满堂喝彩。 或许也是应了向来的逻辑:不怕不恶,就怕小恶,恶得透顶彻底,章法谨严,艺术纯熟,恶出风格来,游戏于犯规的边缘却有惊无缘,也就挣来恶的威仪与恶的马太效应,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俗也如此。小俗,自己脸红别扭,对方也觉得不好意思,两下里都不潇洒。大俗,打破记录,无与伦比,人家也便心服心服。好事者还会绞尽脑汁,概括种种俗态为这“现象”那“现象”,锻炼周纳,做成文章,揩一点俗油。所以王朔嬉笑怒骂,全无正经,“千万别把我当人”,在戏台上蹦蹦跳跳,出丑卖乖,指桑骂槐,拼命解构权威也解构自己作践自己时,台下看客既借他舒愤懑,出怨气,一面也提升了自个儿的雅(壮夫不为或不敢为的事,小丑抢着代劳了),于是大度地发下话来:“王朔真能侃”(“阿Q真能做”)皆大欢喜。 但俗也因此成了王朔的招牌,成了大爱给他贴好不能随便撕下来的标签。突然免俗了,反倒不差。 所谓物极必反,“俗极生悲”,王朔后来的跟头,就栽在这个“俗”字上面。我们的国情,毕竟没有让他著一俗字,尽得风流。当王朔用世俗社会的生活准则批判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权威时,不仅获得市井小民的喝彩,也能得到知识分子的赞许。王朔作品的正面价值,一开始就如此定位好了。他只能在大家认可的范围内施展拳脚,稍稍越位,便不讨好了。以俗为武器的所谓“流氓哲学”,只配攻击特殊意义上的权威与偶像,不能全无顾忌,四面树敌。 然而王朔的俗劲儿天生就要攻击一切偶像的,哪怕你皇亲国戚,哪怕你迁客骚人。官儿骂得,舞文弄墨者照样骂得。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由庙堂、民间和知识分子构成,王朔之俗基本来自民间,三分天下居其一,也是有根和底的,怕你不成?所以王朔与知识分子的冲突是迟早的事。王朔当红,连平素与时文无缘的老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也有“痞儿走运悲王朔”的酷评,实在不难理解。王朔的失策,大概就在他没有熟读三国,本来只能撩拨一根筋,偏偏两根一起挑了。主攻方向是戏台上某一类剧中人,演着演着,就台上台一锅煮了,这还了得?俗便俗吧,却总想变换角色,撕掉一半由自己造成一半被大家伙认定的标签,由俗返雅,一脸正经,教训起知识分子怎样怎样,读书人怎样怎样,这叫做既练邪门兵器,又想进正宗门派,天下哪有此等鱼与熊掌归你一人的便宜事?也不看看自己那副德性,起码汉语都难说过关——阿Q也要革命吗?再说台上台下原是有约的,你当小丑出风头,大家帮着搞热门,一直配合得丝丝入扣,怎么不打招呼便反悔了,法律上可是“撕毁合同罪”啊。 他号称不读书,不看报,赤条条婴儿一个,绝顶精明,和之至也,逢人侃人,遇佛诋佛,也曾如鱼得水,如入无人之境,但不多会儿就被人侃了,遭人骂了。其错不在不聪明,而是太聪明也太相信自己的聪明了,以为读者心理早已摸透,其实到底隔膜。解构也好,侃和骂也好,关键要端正方向,否则,侃人者人皆侃之。骂人者人皆骂之,“顽主”玩到自己头上,也就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了。 王朔既“利用标签”(越俗越棒),又想“挣脱标签”(不愿太俗)。要依赖某种公共确认而一炮打响,又必须冲破这种确认,掌握写作的主动权。这两方面,他做得都不够彻底,也不能彻底,就好像鼎足之势中的诸葛亮,既不能绝对以一方为友,也不能绝对以一方为敌。这是他的两难。 读与写之间这种拉锯战越持久,最终进退失据,左右不是的,还是作者这一方。公共社会,特别是一些拥有文化发言权的关键读者,他们欣赏王朔那根俗而又俗的狼牙棒,是有限度的。他必须符合某种群体的文化指令,如果方向搞错,回转来损害这个群体,俗的解构功能就变质,狼牙棒就不是有益的值得欣赏的武器,而变成危及文化暗示者的倒刺。可惜这样的文化暗示和指令,并不能框限王朔,所以最初的合作就已经隐含着分裂的根由。王朔自始就未曾把握自己的命运,表面的风光太富有欺骗性了,公共社会关键读者的作用岂可忽视!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或许有点引喻失义,拟于不伦。实际情况是:风筝拽在人家手里,随放随收;明星由大家制造,也可由大家驱除。 这就是王朔成功和失败的文学故事了。他现在宣布退出文坛,改拍电影,那枝依据民间世俗原则呵佛诋圣的俗笔,是在寻找新的伸缩空间呢?仰或就此一蹶不振卷而怀之了? 贾平凹类似于王朔,也是当代大大有名的一个俗物。王朔以俗为立身之本,有意夸耀卖弄,一点也不掩饰,惟恐俗得不到家,俗得不够哲学。贾平凹则不肯自认其俗,他很不情愿地打了一个搽边球,一面被迫硬撑风雅,后来发展到自觉追求风雅(所谓美文是也),一面情不自禁地概呈俗态,这样遮遮掩掩,有藏有露,倒也把世人撩拨得不轻。 俗是贾平凹的私货,是贾平凹作品精华所在。这里所说的俗,首先是某种民间生活情态,民间价值理想。贾平凹是深知其中三味的。他关于“商州”一系列风俗画式的短篇,以及从这几个短篇脱胎而来,内容更充实,艺术更讲究,专门讲述西部乡村异人异事的那些中篇小说,像《黑氏》、《天狗》、《人极》、《美穴地》、《五魁》等,无不根基于一个俗字,舍此就不会有贾平凹的昨天与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