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张闻天对文学真实性的看法入手，探讨张闻天对文学真实性之美的审美基本属性以及与倾向性、典型性相互之间关系的见解。 关键词 真实性 倾向性 典型性 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人们比较熟知的，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东北从事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工作。解放后，在较长时间内从事外交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人们也许不大熟知，他还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早年，他从事新文学创作（这包括新诗、戏剧、小说、散文），翻译和介绍外国作家作品，并撰写倡导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的理论文章。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常委负责文化艺术工作中，发表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里有许多关于美学方面的真知灼见。这包括有：共产主义理想之美、共产党人崇高人格之美和文学真实性之美。本文仅就文学真实性、文学真实性与文学倾向性、文学真实性与典型性三个问题，阐述张闻天的一些看法。 一 文学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也是文学的审美基本属性。 张闻天在考察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时候，始终是把文学真实性放在首位。他认为，文学只有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和规律，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伟大的作家创作出来的这种具有真实性的“文艺作品，只要它充满着生命，不论它描写的是‘恶之华’或‘善之华’，都是要得的”。 在他看来，凡是具有这种独特审美基本属性的文学作品，决不是作家纯主观精神活动产物的结果，更不是作家“立在人生的旁边叹息痛恨于人生无意义”。那种“立在人生的外面，决不会知道人生，立在人生的外面说人生是无意义，等于看着一碟菜而说他不好吃的一样”。而他们总是“投到人生的急流中去奋斗”，他们“要大着胆挺起胸，有时竟至硬着心肠奋斗过去”，在生命的急流中间，“在奋斗中间，在与最大的障碍物战争的中间，在为了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幻想贡献一切的中间，生命才达到最高潮，人生才有意义”。如果一些作家们做到了这一点，不仅执着人生发展人生而且创造了人生。作家运用艺术的手段真实地把这种对人生的审美感受、体验和认识形象化再现与表现出来，这样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耐人寻味经久不衰的。因此，他说：“一切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人生的战场中奋斗过来的。他们经过了种种的苦难与欢乐才得到了一种信仰，他们都信仰未来的光明，信仰真善美，信仰精神的存在与伟大，虽然他们中也有诅咒或是厌恶社会与人生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总是在于他们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信仰，我们遍读世界文学家的传记与作品，觉得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的。”这种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决不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人生刻板机械的摹仿或复制，它既是被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所制约、支配，又要超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反制约、反支配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因而，这种文学作品内容就“要不为现社会上无病呻吟与苟且偷安的恶习所支配，要超出时代要直透进人生的里面，找出一点永久的东西来。”这“如像荷马的史诗，它的的价值是在描写恋爱、嫉妒与勇武等这些人间的永久性，不是在它所提供的史料，其他如乔叟如莎士比亚如歌德等伟大的作品的价值也都在此。” 新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呢？张闻天认为，只有用革命的方式去破坏旧世界，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才会为创造出内容丰富、情真意实的富有生命力的健全的优秀作品，提供肥沃而丰腴的历史土壤，作家的精神境界也将随之而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 文学真实性与文学倾向性，二者是统一的。 张闻天认为，凡是在文学发展历史上，真实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真相与真谛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总是和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对于一定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真相与真谛的表现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社会政治倾向性相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角度，要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人生问题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制约与被制约、支配与超出的关系；从微观角度，揭示出社会现实生活中人生的种种特定的或真或假、或善或恶、或美或丑的真相与真谛同时，要具体回答诸多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缘由，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评说社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指出前进道路的坎坷与曲折，展示出社会发展的美好未来前景，他称赞说“《红楼梦》的作者他是人生的罪状宣布者而同时又带有指导意义在内。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他对于人生的经验，对于人生的观察和他所体味到人生的意义的记述和描写。” 他极大的重视新文学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特殊审美教育作用，1932年11月18日他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1941年6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深刻地阐述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其中值得提出的是他特别注意纠正左翼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不重视文学的特殊审美教育作用的偏向和在组织上关门主义倾向以及实践上“左”倾空谈的毛病。1932年11月3日在他写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他就左翼文艺运动中关于文艺性质与大众化讨论中，反映出来的关于革命文学的功利性种种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批评，并主张在实践上加以纠正。 表现之一，是对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存在观点的批判。左翼文艺运动中某些理论家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他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是忍耐的解释，是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