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评论 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正面描述中国抗日战争的恢宏巨著。 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的提法，始于1937年的“7·7事变”。实际上，自从1931年“9·18事变”，日寇不宣而战，迅速占领我东三省，中国人民抗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从“9·18事变”到“7·7事变”，中间相隔6年，与8年抗战一起，两者相加，共是14年，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即是从1931年“9·18事变”写起的，这符合历史的真实。至1937年“7·7事变”，一共写了4大部，占全书总篇幅的一半。后面又写了4部，正面描述中国的八年抗战，前后相加，共8大部，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军民抗战图。 在《新战争与和平》的前4部中，即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7·7事变”的这6年当中，有一个关键性人物始终活跃在作者的笔下，这个人物就是张学良。 历史上的张学良，绝不是一个单一的、平面的人物：他是土匪出身的大军阀的公子，习过武，又进过洋学堂；当过割据一方的“东北王”，又是国民党军队的一级陆军上将；打过日本兵，又围剿过红军；冒死向蒋介石实行“兵谏”，又自动放虎归山，甘愿身遭囚禁。这样一种复杂的经历和矛盾多变的性格，正是文学家所钟情的写作对象，因为它最具典型性，又是文学家最感棘手的描写对象，没有高超的技艺，驾驭不住人物，就极易走偏。对李尔重这样的具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和文学素质的作家来说，这种复杂的经历和矛盾的性格却正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深入研究，决定着他对这段历史中的风流人物的关注和偏爱，张学良便是其中的一个。在《新战争与和平》中，他那支如椽巨笔始终追寻张学良的行踪不放，并在他的身上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尽管自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尽管自第4部以后，张学良从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中消失了，但是，张学良的影响仍在，“西安事变”的余波仍在，这个人所一手制造的历史事件，震惊中外，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从而使他与事件一起脱颖而出，成为《新战争与和平》的众多历史人物中力透纸背的一个。 这就是张学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这就是张学良在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 张学良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注定是要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战争与和平》中，张学良的性格成长与历史事件的进程同步展开，在历史事件中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是作者应用的主要写作方法。作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它首先要求作者对人物大量的历史实践活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即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其判断的标准有两个，即“价值判断”和“艺术判断”。支配价值判断的是作者的政治修养，它决定着人物形象的最基本特征的建立。李尔重在对大量的史料进行价值判断时，始终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它的分析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使他可以从哲学的高度，对历史做整体的、辩证的、合乎逻辑的观察和梳理，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李尔重美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样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价值判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张学良艺术形象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也只能是爱国主义的，即面对张学良复杂、矛盾的性格，必须突出地将他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加以描写和刻划。恰恰是在前几年，在一片“张学良热”中，那些专写张学良情场艳史、官场角逐、军阀交恶的作品争相出现时，作者不为所动，牢牢把握自己的创作原则，坚持自己做出的价值判断，没有丝毫放松，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表现出了作者政治上的坚定。“艺术判断”，即艺术地把握历史，这是一个将客观的历史加以审美意识化的过程。在这里，作者赋予不同时期的张学良的爱国主义以不同的内涵。同样是爱国主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动态的、发展的曲线，作者对张学良的性格描写和形象塑造，是在这样一条曲线中得到最完满的体现和最终完成的。 张学良爱国主义的发展曲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依次经历了从“保家”，到“卫国”，再到“事变”这样三个不同的层面。 “保家”是张学良爱国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作者集中描写了张学良的三件事：1、易帜换旗（由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归顺南京中央政府。2、摒退东北军中的日本顾问，阻止日本人依据“二十一条”在东北境内铺设铁路。3、诛杀前朝重臣杨宇霆、常荫槐。这三件事，历史有载，件件具实，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依靠满蒙，挥师南进，鲸吞中国的战略的沉重打击。但作为东北军的最高将领，此时的张学良还未能充分地、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担，面对虎视眈眈、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军，他主要顾虑的还是祖上传下来的偌大一片家业。为保护自己的领地不受侵犯，他只是被动地虚与委蛇，层层设防，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时，张学良的爱国主义还处在自卫本能的层面，基本属于“保家”的范畴。 在第二发展阶段上，张学良从初期的“保家”，逐渐走上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道路。在这个阶段，与其说作者重点写的是历史活动，不如说更多描述的是人物的心境：张学良率30万大军，不战而退，置东三省和三千万同胞于日寇铁蹄之下而不顾，自觉心中有愧，终日遭受着良心的责难；他顶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遭国人唾骂，替蒋介石背黑锅，但又感到极大的委屈，时刻忍受着精神的折磨。这如同一柄双刃剑，每一面都在刺着张学良的心。但这一刺，刺出了张学良对爱国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和保护，对围剿红军、进攻苏区的抵制和抗拒，刺出了他打回老家去，拯救父老乡亲于水火的强烈要求和坚定信心。历史的巨变将张学良从一个单纯“保家”的地方军阀变成一个怀有“家仇”和“国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这既是历史的成因，也是张学良的性格使然。从“保家”到“卫国”，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经历了一个飞跃。尽管在这一阶段作者没有更多重大的、典型的历史事件的记叙，但对张学良心境的细微刻划，却预示着历史更深刻和惊人的演进。这里作者运用了一个细节描写，写的是一个皮夹子，里面深藏着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的“力避冲突”、“不予抵抗”的两纸电令。张学良将皮夹子贴身而放，时刻不忘撤兵失地的耻辱，每当委屈难平、激愤难忍时，便取出看上几眼，又咬紧牙关，再揣回去。这种借用物件所做的细节描写，在全书并不多见，这里是仅有的几处之一，但从一个薄薄的皮夹子所反映出来的张学良的内心世界，却是极其丰富的，它形象的告诉我们，屈辱之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便可酿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