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向东南亚发展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王莽新朝。至晚明和前清雍乾两朝，随着中国小说的成熟定型，描写华人沟通东南亚生活的作品，已具鳞鳞爪爪。如明末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中有《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叙苏州文若虚家业破败后到东南海外经商，在吉零国卖橘得千金，后在荒岛拾得鼍龙壳卖与波期胡，逐成闽中富商，重立家园。又如明末清初陈忱《水浒后传》，记梁山好汉李俊、阮小七等在登云山饮马川重新聚义，杀童贯、高俅、蔡京，奋起抵御金兵，后渡海至暹罗建立王业。这些作品中有交通海外的经验，有“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理想，当是古代华人移民的传奇和英雄传说。 晚清，尤其是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之后的晚清，小说的重要性受到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怀，“新小说”与“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相提并论。小说结束了在史部和子部之间流放的状态，从“述杂事”、“录异闻”、“辑琐语”的残丛小道跃升为“想象”的文学，并以高度的精神自觉参与了“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过程，加之外风习染和新闻、印刷事业的日渐兴盛，小说创作繁荣高涨。据阿英《晚清文学史》统计，当时成册的小说达千部以上，其中描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如佚名的《苦社会》，“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且“有字皆泪，有泪皆血”，可视为近代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之作。辛亥革命期间，大批革命党人在香港及南洋各地创办各种报纸杂志，除宣传革命言论之外，多增辟小说剧本等文艺专栏，开东南亚华文小说创作之源。晚清的小说高潮，不仅为“五四”白话文新文学运动铺垫了道路，也为东南亚海外华文文学的萌发筑起了畦垄。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也直接启动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的发生。从本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东南亚华文文学都笼罩在以“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精神之下。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在论述中国文学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时曾经说到：“马华新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国新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但马华新文学的诞生，是渊源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其后的发皇滋长，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一九二五年以后的文学团体的繁兴，一九二八年以后的新兴文学运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间的大众语运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抗战文艺运动，以及由此生出来的救亡戏剧运动，通俗文学运动，文艺通讯运动等等，就都是各该时期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振荡辐射的余波。在作者作品方面，中国作家的创作风格，文学技巧等等，也常常成为马华作者吸取滋养的对象。如鲁迅的小说、杂文；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就都有许多人在摹仿学习；而本地作者之间在这方面倒很少有其继承的关系。”[①]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新马华文文学，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都是如此。比如，菲律宾文艺评论家王礼溥就曾指出，菲华文艺作品，在酝酿时期（指1928—1950年），深受鲁迅、巴金、艾青、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冯承植、卞之琳、臧克家的影响。[②] 本世纪前50年，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一些特点： （1）在“五四”新文学所承担的思想革命、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启蒙、个性解放、人格自觉、教育民众、唤起民众、反帝反殖、救亡图存以及写出全民族的普遍深潜的黑暗“以揭出痛苦，引起疗治”等多种任务中，东南亚华文文学偏重于接受最后一项任务。 （2）因而在题材上，未脱描写“工厂之男女，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商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以及一切“家庭惨景，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等社会生活范围，强调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来“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 （3）在创作观念和方法上，于“五四”新文学标举的“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中，侧重“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在表现“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中，不取或次取以美为主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强调“以真为主，美在其中”的“为人生的艺术”一派，即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派。 （4）无论是在近代，或是在“五四”与“五四”之后，社会革新与救亡图存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因而在小说的功能上，往往将小说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置于首位，而小说的艺术功能和审美功能相对受到轻视。东南亚广大地区的社会情境与中国相似，加之海外华人在社会、文化、政治、思想上与中国的紧密血缘关系，小说的创作在时间上常步中国小说之后，在作用和力量上，未出梁启超所说的“熏”、“浸”、“刺”、“提”格局；并且，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几乎是以报章为载体，因而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华文小说，一方面汲取了“五四”新文学精神，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同时又在某些方面传留了近代小说遗风。 （5）从作家队伍组成来看，无论是旧文学，不是新文学，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基本骨干都是因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原因流落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古代，如宋遗民、明遗民；近代如太平天国、戊戍维新、辛亥革命的活动家和革命志士以及部分清遗民；“五四”之后，中国国共两党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经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许多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如郭沫若、郁达夫、巴人等，都直接参与了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活动，创办刊物，扶植当地作者，促进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繁荣。 我曾在《〈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碎读》一文指出：“新华小说，以现实主义为正宗，苗秀、姚紫时代，曾将这一派小说的水平推上高峰。大体来说，新华小说在内容上，集中于批判社会现实和写小人物生活命运两个方面，很明显，这种创作局面是受上代社会风潮和文学风潮的影响，尤其是受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苏联革命现实主义和中国左翼作家的现实主义影响，并将这一影响维持至今”[③]。我想这种情况，不仅在新华小说中如此，在整个东南亚华文小说中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