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文学成就之超卓令人惊叹。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探讨其文学创作成功之启示，认为余光中对于永恒的精神生命之不懈追求，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创作原动力；求新、求变的创作心态，促使其创作风格不断变化；从古典诗、现代诗吸取艺术技巧，对现代散文艺术创造有重要意义。 一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横涉西洋文学艺术，在绵长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笔耕不缀，已出诗歌、散文、评论、翻译集子四十余本，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其文学影响，已跨越海峡两岸，诗风文采，为不少读者所赞赏。当我们翻阅那琳琅满目的佳作，沉浸于他那融汇中外，通变古今，颇具雄长之气；瑰丽多姿，变化多端，令人叹为观止的诗文之中时，不能不惊叹他的文学成就之超卓。可我们不禁要问，余光中何以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学成就呢？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动力在推动着他，使他在短暂的人生行程中，走出了一条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人生道路呢？ 原来，余光中对于个人的生命情境，有着超乎常人的关切。他认识到：短暂的人生，仅仅“是阅历春秋的惠蛄”，他时时惊闻“背后时间的飞车迫近的驶声。”他特别敏感于夜的来临，从傍晚渐暗的窗口，感受到自己在与光阴竟走。他在“守夜人”这首诗里写道：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作梦，我没有空 更没有酣睡的权利。 他把自己喻为“守夜人”，实际上是他自己在灯下不停地勤奋写作的生动写照。特别是经历过失子之痛与丧母之哀以后，他更是无时不在寻求生命的意义，追求自我生命的超越与永恒。 余光中曾经说过：“我觉得，一位作家的才气，在于对生命的敏感和对文字的敏感。”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身创作经验的结晶，他对于中国文字的敏锐感觉，促使他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不断锤打锻炼，出新见奇，已经形成了独标一帜的风格，而他对生命的敏感，也时时在鞭促着他，催发着他内在才情的发挥。因为“时间是风，能吹人年轻，能吹人年老”（《自塑》），当白发在耳边飘落，在诗人看来，那是“飘落白色的咒语，好奇异的侵略，死亡空降的伞兵，预示一场大风雪的开始……”余光中不时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促迫，非常敏感于自我的生存定位，可以想见他内心的生存焦虑有多深，生存意志有多坚，创作欲望有多强。难怪余光中在文学创作中，上天入地，驱遣文字，河川山谷，信手拈来，万般题材，多种主题，悉心营构，精雕细镂，乃臻得心应手之化境。所以他不断向自己宣战，不断对自己的诗风、文风实行新的变创。可见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是与他的人生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从深层探触到余光中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他力求追摹韩、柳、欧、苏等我国古代散文大家的风范，以求精神生命超越时空的延续，这是一种入世的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当我死时，只要确信自己能活在中文，最美丽最母亲的中文里，仅此一念，即可念笑暝目。”可见其人生追求之终极目的。他非常推崇莎士比亚的诗句： “大理石，或是帝王镀金的墓碑， 都不能比我的诗句更长寿。” 于是他追古鉴今，穷毕生之精力，不断追求文学的永恒生命力，追求有限生命的无限延伸，以达到精神不死。 通常，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充分的了悟和自觉，对自己的人生也缺乏必要的把握和预算，而一旦突然接触到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会讶然生起一片惊震和沉思，对生命产生一种“存在的自觉”，进一步追问生命的价值底蕴，对自己的生命油然生起一份伤逝之情和珍重保爱之念，从而激起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产生更加奋发进取的处事精神。我们从余光中积极进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不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种执着人生的生命情怀吧？ 二 如果说，余光中对于生命的执着与生存定位的自觉，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创作原动力，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那不断地求新、求变的创作心态，以及创作风格的不断变化。我们纵观余光中的诗歌、散文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生历程的变化，其诗风文风也在不断变创。 就拿诗歌创作来说，其诗篇融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题材广阔，情思深邃，风格屡变。大学时代，他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柯勒律治、济慈、拜伦等的影响，诗风浪漫而诗境未深。代表作有《饮一八四三年葡萄酒》、《女高音》等。1958年赴美就读于爱荷华大学，浙入现代诗的领域，风格呈现多样化，阳刚之风益显，节奏变化亦渐繁富，《西螺大桥》、《悲哉我之冰河期》是其第二期的代表作。嗣后又倾向于民族风格的追求与表现，怀念民族的祖先，关怀国家命运前途，融入古典诗词的辞采及句法，《莲的联想》标志着他诗歌创作历程的重要转折。而写于1964年的《敲打乐》则是诗人对现实人生的进一步楔入。此后以《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紫荆赋》为代表的几部诗集，咏史怀古题材的份量加大了，比喻的新奇，想象的奇诡，联想的奇特，意象的营造颇见功力。曾有一段时期，他还转入口语化的节奏，从事平易如民歌的试验，其铿锵流动处，进一步证明了诗人不断的追求精神。 同样，在散文创作方面，他也是在有意无意地追求一种“交配”的杂交文体，有理论主张，有创作实践，从60年代到70年代，追求“以诗为文”、“为文近诗”，写出那种“把螺丝钉全部上紧了的富于动力的东西”，创作了《逍遥游》、《蒲公英的岁月》、《登楼赋》等意象丰奇、节奏铿锵的作品。转入80年代，他又追求散文的纯体例，把散文放在与诗并列、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他在出版于1986年的散文集《记忆象铁轨一样长》的序言中，阐明自己新的散文观，对于过去“以诗为文”的创作主张进行反省与纠偏，认为“散文着重清明的知性，诗着重活泼的感性，以诗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强散文想象的活力，但是超过了分寸，量变成为质变，就不象散文了。”随着散文观的转变，他也创作了《我的四个假想敌》、《何以解忧？》等本位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