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赵淑敏是在1994年春天。 赵淑敏和她丈夫傅晔先生在北京访问、讲学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继堂研究员陪同,专程来郑州大学访问、讲学。我被指定为接待人之一。 在几天相处的过程中,赵淑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坦率、热情,富有才气和浓浓的炎黄赤子情。 近一年来,我读了赵淑敏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在受托为她编印散文集《生命的新章》[①]的过程中,对其文学创作,及其内心世界又有了较深一层的把握和理解。她是一位“才情兼丽”的学者和作家。 学者型的作家 观察和了解赵淑敏其人,阅读和研究赵淑敏多种风格的散文和短、长篇小说,“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赵淑敏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既有“显”的一面,又有“隐”的一面。“显”的一面,正如她所说,教授是她的专职,作家是她的兼职。“隐”的一面,是泛指“教授”、“作家”两种职业间的互相影响和助益。 赵淑敏早年就读于台湾师范学院,专攻历史。在名师指导下,潜心于中国近代史经济因素的研究。著有《中国海关史》、《厘金和关税自由》、《清代的新制海关》等六、七种学术专著。她颇富敬业精神,“研究计划一个接一个”,也决“不肯把教学活儿当应付差事”。因此,当她作家的名声相当显赫时,有人向她约作长篇,她却仍以教学为重“忙不迭地将热蕃薯丢给别人。”她的“专职”和“兼职”处理得很好,取得了相辅相成的效益。她说“学问”是她的所爱。学术研究的丰收,教师职务由高中教师而副教授,而教授的顺利晋升,都是她“所爱”的结果。她说“文艺”是她的所钟。在教务、科研、家务事都相当繁重的情况下,她的散文、小说一本接一本出版,并屡屡获奖,除了天分之外,正是这种“所钟”的结果。 赵淑敏在郑州大学中文系的一次演讲,使我感到正是“作家”的特殊敏感,对人生、社会的特殊感悟和观察,给她的教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技巧上都增加了深度和光彩。而读她的作品,使我感到“教授”的渊博,良好的知识结构,给了她“作家”的创作许多助益:浓郁的书卷气,丰富的知识性,典故、史实的巧妙运用等等;而作品中对人生、对社会诸般问题的看法等,都反映出学者的深刻,而这又似乎是在不经意中实现的。尤其是长篇小说《松花江的浪》,那编年史的架构,文化的内蕴,人物心灵的探索和发掘等等,都是“学问”和“创作”潜移默化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水乳交融,而不是油水羼和。我把这看作是“学者型的作家”“隐”的一面的反映,这似乎更重要一些。唯其化入其中,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这是那些缺少文化根底的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要比一些学者在作品中有意地“展示”知识、学问,苦心孤诣地“掉书袋”要有意义得多,也难得多。 具有多副笔墨的作家 1950年,当赵淑敏还只有15岁的时候,就在台湾《民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此后,她笔耕不辍,逐渐练就了多副笔墨。 赵淑敏自1973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属于我的音符》以来,在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文集21种。其中小说、散文最引人注目。 以小说而言,她善于写短篇。《高处不胜寒》、《归根》、《离人心上秋》、《惊梦》等短篇小说集中,有许多耐读之作,在单篇发表的时候,就曾引起人们的重视。象《离人心上秋》在报纸上刊出不久,就有人主动提出要将其译成英文;短篇《相亲》发表后,几家报纸先后载文称赞;《分离后》更被当作范文,将原文和赏析文章同版登出,供人学习。 赵淑敏小说的取材,超出了一般台港女作家所关注的范围。她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观照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她的短篇小说中,有不少反映留学生生活和情感的篇什,如《归去来兮》就是写“在国外学术界已经站得稳”,某大学的“响当当的人物”,并且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的洋博士吴国俊对祖国的眷恋和思念。他时刻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在遭到种族歧视后,为了“作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毅然回国。其间浓浓的乡土情、民族情,在今天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人上人》以调侃的笔调嘲弄不顾国格、人格、靠着不正当不体面的手段向上爬的败类;而《分水岭》、《何处是儿家》、《才俊》则集中笔力对病态社会进行鞭挞,对人性弱点施以攻击,其冷峻和辛辣背后,隐着温热和酸楚。 当然,赵淑敏短篇小说的取材重点,仍然是是男女婚恋和家庭问题。其中有的表现由于封建家长的粗暴干涉,给青年女性的婚姻笼罩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有的对缺乏爱情的家庭进行剖析;有的则对充满爱情、温馨的家庭予以赞美。表面看来,这些都说不上创新和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涉笔这些方面的时候,着意和那些普遍流行的红颜薄命,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保持距离,也不靠渲染“刺激”细节取胜,而是通过出色的谋篇布局,精心地组织矛盾冲突,巧妙地设置悬念,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画面中,在精微细致的感情纠葛中,表现男女的情感内涵,展示人物心灵的空间。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的描写,表现出赵淑敏有着一般男性作家难以取得的优势。在婚恋和家庭题材上,还有两点应当着重提及:一是对老年人“黄昏恋”的肯定;二是对“涉外”婚姻的辨析。前者如《归根》,反映出作家对老年人情爱的理解和支持。小说开头写张素心在飞往台北的客机上,想到“在台北等待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那段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可以看作是作家自己内心的投影。后者如《茫茫路》和《存在翠谷中》。《茫茫路》对无可奈何的涉外婚姻持否定态度,它的主人公的前途一片茫然。《存在翠谷中》,作家则对即将远嫁英国的女子肯定,赞赏她那种罗曼蒂克的自觉追求。对婚恋家庭题材的这两个方面的观照,表明赵淑敏对社会热点问题有着极其深邃的理性眼光,褒贬臧否,恰合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