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在他的杰出文学评论中，作家论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评论作家最多，评论中肯精到。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文学评论实践中，他先后评论了鲁迅、冰心、王统照、叶圣陶、许地山、王鲁彦、庐隐、徐志摩、曹禺、丁玲、蒋光慈、张天翼、沙汀、艾芜、蒲风、臧克家、叶紫、萧红、吴组湘、阳翰笙、宋之的、田间、姚雪垠、周文、赵树理、周立波、碧野、李季、马烽、刘白羽、骆宾基、舒群、邵子南、丘东平、王愿坚、茹志娟、管桦、李准、草明、杜鹏程、万国儒、唐克新、敖德斯尔、胡万春以及徐玉诺、潘家训、许杰、彭家煌、王任叔、孙俍工、王思玷、李辉英、铁池翰、欧阳镜容、何谷天、于逢、陆文夫、孙峻青、刘心武、邓洪等。这些评论以其卓越的审美发现与创造大大丰富了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至今仍闪耀着新鲜的美学价值。 作家审美创造的卓越发现 罗丹曾经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镜。”[（1）]这对艺术创作来说是精辟之论，对艺术评论也是至理名言。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都应当是美的发现者与创造者，都应当是在别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生活或作品里发现出美来，而不能只会戴别人的眼镜。茅盾的作家论的卓越创造，正在于他总是慧眼独具地发现所评作家的艺术创造美，敏锐地捕捉这种美，并热情地加以肯定和褒奖。他的全部作家评论莫不如斯。早在一九二一年，鲁迅的《故乡》刚刚发表，茅盾在同年八月发表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就敏锐地发现：“《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原因是历史遗留的阶级观念”，称赞说，在“过去三个月的创作中，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2）]一九二二年，鲁迅的不朽著作《阿Q正传》仅仅发表了前四章，茅盾在《致××信》中就以他敏锐的艺术判断力，肯定它“实在是一部杰作”，并深刻指出，阿Q这个人很熟，“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3）]一九二三年，鲁迅自己编定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后，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帮助人们深刻理解鲁迅及其《呐喊》，茅盾于同年10月发表了第一篇系统评价鲁迅小说创作的论文《读呐喊》。在这篇重要评论中，茅盾对鲁迅小说的历史贡献作了高度评价，不但称赞了鲁迅小说“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战斗锋芒，而且充分肯定了鲁迅小说艺术独创的巨大价值，称许“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4）]二十年代后半期，社会上和文坛上不时有人对鲁迅进行种种非议、责难，乃至侮辱和攻击。面对这些非议、责难、侮辱和攻击，茅盾以他批评家的胆识和睿智撰写了著名的《鲁迅论》，对鲁迅崇高博大的精神世界和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精湛的阐释。他最早发现和热情赞誉了鲁迅的不但老实不客气地剥脱一切的压迫、一切的虚伪、一切的卑劣，而且老实不客气地剥脱着自己的崇高人格和博大胸怀。在《鲁迅论》中，茅盾还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进行了精湛的分析，帮助人们发现和认识鲁迅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茅盾指出，从《呐喊》、《彷徨》和《华盖集》中，我们看到了在这些作品中所贯穿始终的“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的精神；看到了剜剔中华民族的“国疮”，又时有“岁月已非，毒疮依旧”的新愤慨；看到了鲁迅从不以青年导师自诩，“然而他确指引着青年们一个大方针：怎样生活着，怎样动作着的大方针”的胸襟。对其他作家的评论，茅盾着重强调的也是他们的独特价值，他们在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谈到庐隐，茅盾突出强调的是庐隐“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是‘五四’的产儿”，她的突出贡献是“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社会中找题材”，是“‘五四’时期女作家中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第一人。”论到许地山的意义，茅盾认为他是“五四”初期的作家中，“顶不‘回避现实’的一人”。他的作品反映了“五四”落潮时期一班苦苦寻求人生意义的青年从易卜生的“不全则宁无”的思想退回到折衷主义的思想。丁玲刚踏进文坛不久，茅盾就敏锐地发现她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称丁玲是左联作家中的“一个重要的而且是最有希望的作家”。论及叶圣陶的《倪焕之》的历史地位，茅盾称这部作品是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的长篇小说，是当时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是第一部把笔触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而且着力地描写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论到徐志摩的独特价值，茅盾认为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他的作品，“是我们这错综动乱的社会内某一部份人的生活和意识在文艺上的反映”，是“中国布尔乔亚心境最忠实的反映”。并强调“我觉得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最足够我们研究。他是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5）]一九三二年底王统照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山雨》不久，茅盾就强调“长篇小说《山雨》，在目前这文坛上是一部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这不是想象的概念的作品，这是血淋淋的生活的纪录。在乡村描写的大半部中，到处可见北方农村的凸体的图画。”[（6）]一九三三年，臧克家刚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茅盾就指出这位青年诗人是“自由主义者的诗人群中”的“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因为他不肯粉饰现实，也不肯逃避现实”，“而且因为他只是用明快而劲爽的口语来写作，他不用拗口的‘美丽的字眼’，他不凑韵脚”，他也不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恋爱。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藻：《烙印》的二十二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7）]萧红的《呼兰何传》出版后，有人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散的，片断的，而不是整个的有机体。也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面对这些不同的认识，茅盾慧眼独运地强调“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并指出：“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它于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8）]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公演后，茅盾写了热情洋溢的《赞颂〈白毛女〉》，称“《白毛女》是歌颂了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是“民族形式的歌剧”。是比中国的旧戏更有资格的杰出剧作。当茹志鹃还鲜为人知，刚发表了《百合花》，茅盾即给了热情的褒奖，称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并称作者“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说《百合花》是他那段时间读的几十个短篇小说最为满意，也最使他感动的一篇。姚雪垠的长篇巨制《李自成》出版后，茅盾也给予了热情的肯定，指出过去的中国封建文人虽然也写过封建社会的丰富多彩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不但是封建文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也未见人尝试过，姚雪垠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他的抱负，是值得赞美的。”[（9）]这些生动的史实表明，茅盾是当之无愧的慧眼识英才的批评大家，他总是敏锐地捕捉到作家传达的独特的审美信息，匠心独运地肯定他们独特的价值和贡献，给他们以历史的评价。这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评论，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评论。这是茅盾的作家论所以有如此的艺术解剖力量和判断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家论不但远远高于当时的许多人，也是当今的许多作家所很少达到的一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