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流变角度具体剖析了茅盾文学思想深层结构表现的形态、内涵及其特征，揭示其文学社会价值与本体规律两极性及两极动态平衡性追求之内部规律。 茅盾文学思想曾对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对它深层结构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入把握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特质。一段时间来，这方面的研究似较为沉寂，但从世界文学史中对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趋向看，这种沉寂终将会打破。一种冷静客观的历史研究格局将使目前对茅盾等人文学活动的探讨推进一层。本文本着这样的学术思维尝试对多变复杂的茅盾文学思想首先进行考察。 一 茅盾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前后不同时期表现出并不一致的观点，但在变化中又显示了一贯的追求。正是这种一贯的追求，构成了茅盾文学思想的深层结构，也是理解茅盾的一个基本点。或许最能反映这种一贯性的莫过于《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的那段自白：“但我真诚地坦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在这里，茅盾向我们首先坦露了他对社会的关注的一面，也反映了他文学职业与内心趣味之间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日后文学思想发展的方向：通过文学参与社会，对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尤为注重。如果将他与鲁迅相比，可以看到，对文化历史及文学的批判性建设等学术研究本身，茅盾并不甚感兴趣，但他对社会现实的运动发展的直接介入要比鲁迅更为急切。惟其如此，他一开始才主要从事批评活动，这除了当时作为新旧文学阵营论战的需要及作为编辑有必要进行新文学理论宣传建设之外，还因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的对话比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更为直接。于是，文学的社会价值一开始就得到他的推重。他认为文学应该“成为社会化”，“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乃是—社会—民族的人生”[①]。不过，此时的茅盾文学思想中的价值观是相当丰富宽泛的，并没有狭隘功利观的局限，却有为“人类”的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精神”[②]。也就是说，他依然十分重视文学作为“人学”的本体特征。这不难理解。在五四这个普遍追求人的觉醒、艺术独立的时代空气熏染下，作为先进知识者一员的茅盾，其眼光胸襟自然是与周氏兄弟一般，带有放眼世界、与众不同的特质。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对西方文学的直接接触。茅盾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使他亲身体悟到文学的真谛。而从俄罗斯文学的观察中，更让他懂得文学的艺术魅力与社会倾向性相融合的重要性。这正是茅盾文学思想的独特所在。他对文学的本体艺术追求及文学的社会功用含有双重兴趣，表现了双重的重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无疑含有明显的功利性，但并不排斥艺术性的一面。在茅盾那里，“为人生”艺术既是为个人又是为人类的艺术。这就摆脱了狭隘功利观的束缚，把文学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艺术。他确实对社会、时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也对文学表现了特有的爱好与追求。他完全可以投笔从戎或从政，但他毕生还是以从事文学为主要工作，这如果没有文学兴趣的支撑是几乎不可能的事。问题是，社会时代现实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文学客体，而文学自身的发展则更为错综复杂，这多少使茅盾的文学思想追求深深地烙上“艰难的选择”意味，他须不断地随社会文学的实际状况而调整文学的价值轴心，以最大限度或尽可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时代价值，而又不致使文学丧失其艺术特质。所以，他的文学思想前后屡次变化，在变化中方显露出那种一贯性。可以说，茅盾文学思想正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当他早年看到社会处于“人心迷乱的时代，是青年彷徨于歧途的时代”[③]，而文坛又尽是“使人心灰，使人失望”[④]的灰色文学，所以他要提倡“新浪漫主义”，旨在张扬文学的理想性，补救文学“丰肉弱灵”之弊，并鼓舞青年振作奋争。五四落潮之时，人们又出现了沉浸虚幻浪漫的世界及游戏消遣人生的情绪，文学上，某些作品存在脱离人生的向壁虚构倾向及拜金主义趣味，而一些“新派”文学作者因大多是学界中人或入世不深的青年，生活经验不够丰富，作品存在图解概念迹象，为“药救”这种状况，所以他又倡导自然主义，强调实地观察与科学描写。新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是颇不相同的文学创作原则，在茅盾这里竟得到了统一，显然，这是茅盾始终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坛实际需要的结果。 五卅前后，茅盾顺应民族独立、民主革命潮流进一步高涨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对“为人生”的文学观加以“补充和发展”。在文学的社会价值观上他作了更切近社会运动实际的处理，从当时茅盾的整个立论来看，这种处理明显受到苏联文艺与文坛的影响，确实夹有将文学功用与表现手法狭窄化的偏失，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及时指出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内容浅狭及注重“宣传性”的偏颇，表现了对文学本体规律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现实与人生追求的双重挫折使他对生活和文学进行了冷静真诚深刻的探求，有可能避免被热情掩盖下的某些偏颇。而且，通过自身创作实践的体会，对文学规律的认识更为成熟。所以，他反对盲目追随世界文艺新潮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的“革命文学”派理念化文学观，肯定了文艺功能的“多方面”性质，强调生活实感、情绪体验与真实描写对文学创作的作用[⑤]。这就更进一步地对五卅前后“无产阶级”文学观某些外来的理念色彩进行了清算。 进入30年代以后，国内外急剧动荡的社会时代思潮向文学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随社会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茅盾文学思想至此已经无法不受“红色30年代”文艺思潮的浸染。其明显标志为对“五四”的重新思考和“检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他曾发出“没有‘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的质疑，现在他则作了修正，认为“‘五四’的一切思想及其口号都成了时代落伍”[⑥]。这种变化显然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风向”相关，而且也有迹可循：1929年茅盾《读〈倪焕之〉》一文关于“时代性”的阐述已经开始对“新写实主义”概念的接受；1931年，从《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一文可以看出受“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影响；等等。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对茅盾来说，也是一个较为混乱与矛盾的时期。外界的巨大干扰与影响，自身在“左联”的身分与角色都使他必然地与时代思潮相联系，他无法超越时代。这种明显受外来干扰的理念化文学思想直到中国文坛对“拉普”理论的清算，左翼文学界开始“联络同路人”，“左”的空气开始消褪时才得以澄清。可贵的是，即使在这个复杂的时期，茅盾还是强调“最最主要的还是充实的生活”与“亲身体验”，并使文学有“感情的地去影响读者”[⑦]，表现了对文学本体的重视。自此后，茅盾文学思想更进一步的显露出其一贯的特色，即对文学的艺术追求与社会功用的双重重视，并力图完美结合。《子夜》及之后一系列小说创作的社会分析特色，正是他在稳定期的这种一贯文学思想结构特征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