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全面开放的社会环境，为我国文学的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小说这个领域中，由短篇开路打开局面，继而中篇一跃而崛起，很快形成了创作上的新生面。然而由于体式本身所包括的艺术规律等多种原因，与中短篇相比，长篇小说创作的变革发展，在循序渐进的态势中却 显示出明显的滞后性。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里，它既没有象短篇那样迅疾感应出时代的变革而显现出繁荣的局面，也没有象中篇那样以文体的创造性为特征而屹然崛起。从整体上看，长篇创作是沿续着十七年史诗体式的传统观念进行的，多数作品的建构中心仍然是故事支撑下的情节因果连环。当然，从审美视角上说，经过十年浩劫，作家们的思辩色彩明显地增强，因此在构思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激情制导下的艺术思维律动，表现出一种以冷静、客观的人生态度来直面社会历史的审美趋向。由于民族文化意识的增强和时代哲学的影响，许多人力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审视处理生活素材，使作品增强了历史的深度和艺术的力度。当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社会总体形态和人生本体意识成为作家思考和建构的基础时，长篇创作传统观念中的注重事件过程的再现和人物成长轨迹的结构框架即逐渐地开始改变。 一 在长篇小说的传统观念里，我们主要受到别林斯基“时代的史诗”的观念影响，认为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手段不是截取生活的片断，而是有头有尾地描绘了生活的长河。”[（1）]对生活作长河式的描绘，这在时间跨度上说，就不是某些生活断面的展示，而要作有头有尾的整体性反映。因此，以时间的自然形态为依据，对生活作直线性的描述，便形成了长篇小说常见的所谓线状时间叙事模式。表现在作品主人公命运和性格的发展展示上，一般也是单线发展、平铺直叙，在明晰流畅的话语表层结构中孕含着呆板凝滞的深层思维模式。当然，有些作家为了弥补这种叙事方式缺乏跌宕的弱点，在有头有尾的线状叙述的过程中，往往注意插入一些能够改变叙述情态的倒叙或插叙段落，或者在同一叙述平面上增添些叙述线索，造成两条或多条线索交错并行的结构，以改变单线叙事的单调艺术感受。但从整体上看，这种种手法的运用，都是在不改变时间和空间的自然形态的前提下实现的，它对于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审美建构形不成冲击。因此，新时期最初几年的大多数长篇创作，居囿在传统时空观念下建构作品，虽然也尝试着运用了一些新的手法，但真正可喜的革新不多。开始显示出突破的，乃是在传统情节结构的基础上，溶入了意识流和生活流的构思方式。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可谓是较早显示这种突破的长篇小说之一。它的文体变革，主要表现于作者花在时间艺术上的气力。小说以主人公于而龙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为主线，吸收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和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方式，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和十年浩劫中的生死搏斗等颠倒交叉而又浑然相接地编织成一个瑰丽的艺术整体，压缩在两天半的时间里进行叙述。这样，自然形态的时间和生活流程便被主观地切碎，依据叙述者的构思加以重新组合。其间时序跳跃，现实与历史迭合交错，形成种种扑朔迷离的情节和腾挪跌宕的意境，更加适合对30到70年代末世纪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的生活表现。而这种超脱了单一线索的多层次立体式空间思维的美学结构特征，引起了读者较大的审美兴趣，因此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古华的《芙蓉镇》，则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传统长篇观念中的时间意义。作品在农村生活的长河里截取了几个横断面，然后根据作家构思的意识流程联缀起来，形成一种既具长河式的时空历史观照效能而又富有生活片断式戏剧性审美色彩的结构形式，不但从根本上避免了传统结构平铺直叙的单调感，使作品的叙事变得跌宕多姿，而且那跳跃式的情节又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的空间，使长篇这种厚重的小说体式变得机杼轻灵。这方面的例子还有鲍昌的《庚子风云》等作品。 以主观意识为建构基点的结构特征，使长篇小说的整体结构支柱逐渐由外部向内部迁移，由注重主观认识、感觉和情感等意识力量的美学建构功能逐渐形成一种长篇建构的深层情绪化结构模式。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便是较早显示出这种建构体式的作品。小说不再将众多的人物头绪纳入统一的情节过程，而是让他们围绕着深沉复杂的创作动机自由地活动，表现在作品外部的情节延续性被“蒙太奇”式的跳跃性的多层次、多线索的组接所取代。具体说，作品十六部分之间已不存在长篇小说惯有的情节联接点，莫征与郑圆圆的相爱，刘玉英与吴国栋的烦恼，郑子云与夏竹筠的同床异梦，万群与方文煊的感情纠葛等等，在书中都被内在的情绪笼括为一体，而有意抹去了它们之间的形态情节关系。作家有意淡化事物和人物间的客体自然关系，通过外部松散自由形态下所透视出的内在总体情绪，引导读者思考本来就处在改革起始期的那种燎乱的生活，从多角度上形成一种客观性比照和渐进式回味的审美效果。这种超越于故事情节的独特艺术结构，虽然看似漫无章法，实质上却是以人物内在感受为轴心谋篇布局，在有限的篇幅里反映较为深广的社会生活。这种体式上的探索，对我国变革时代那种瞬息变幻、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来说，是一种艺术反映上的有益尝试，同时也为长篇小说近距离地反映生活闯出了一条新路。总之，八十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革新浪潮，但在一些作品的审美建构方面，也显示出了文体变革的迹象。自然，从整体来看，多数作品仍然是遵循传统的结构方式，而在情节结构的基础上，部分地采用意识流和生活流的描写手法，以求得人物内在展现和艺术反映的深刻。 由于作品建构的革新所带来的思维变革，在长篇小说的审美视角上，本时期也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的正面地反映生活的审美习惯，而注意选择更富有审美情趣和生活内含的生活剖面建立审美中心，从而在美学意识上部分地改变了长篇即史诗的选材构思模式，使创作开始向广阔的人生和浩瀚的生活领域挺进。这方面，本时期较明显的特色即是以人的个性历史和家庭角度为审美视角来折射社会生活。王莹的《宝姑》和德兰的《求》，都是通过少女的眼光来审视生活，在生活的流动中写出时代的发展。李娜的《刺绣者的花》，通过一位普通女工的生活寄遇来反映社会变化，还有俞天白的《吾也狂医生》，通过一位知识分子成长的过程，自然真实地透视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上作品，多是通过主人公同厄运抗争的不屈精神和自强自尊、顽强奋斗的独特性格，反映出探求人生道路的性格力量，进而以一个或几个人物的生活际遇，形象地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某些侧影。这在长篇文体意识上，算得上是一种开拓性的变革。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则较典型地表现出以家庭的角度折射社会生活的文体建构特征。小说没有侧重农村阶级范畴、采用环绕一个重大事件、设置两组对立人物形成矛盾斗争的格局，而是采用一种“家庭纪事”的结构，以一家人的命运演变为视角，透视概括亿万农民的遭遇，以一村的变化揭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描写过程中，作者避开了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写法，虽然四姑娘的命运牵动每个人的心，但每个人胸中装的却不只是这一件事。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经过作者努力开掘的精神世界，小说正是通过这些精神世界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我国农村社会面貌的。稍后的《芙蓉镇》，则不但通过胡玉音、秦书田等人物所组成的家庭悲欢离合过程反映社会历史，达到“借人物命运诉时代变迁”的美学目的，而且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力求“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在抒情的、舒缓的、婉约幽默的笔调中传达出严峻、辛辣和残酷的故事，进而做到了在晓雾连亘、冲静淡远、浸润着馥郁的乡土气息的湖南风俗画中，映射出了中国农村十几年社会历史风云的变幻。另外，寒风的《淮海大战》，用二十二万字，俯瞰式地写出敌我双方几十名高级将领，孟千、苏鲁的《决战》，把人情味与火药味揉在一起，从过去未曾见过的视角上反映战争，等等，都显示出了长篇小说建构过程中思维模式的更新和审美视角的新探。这一切，使当代长篇小说滞重体式的旧的审美观念里，开始溶入了新的美学因素，进而开始明显的文体革新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