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朦胧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八十年代闯入诗坛后引起众说纷纭，多数人对之看法不高。实际上朦胧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有它赖以产生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它在文学史上已无法抹去。它反映了成长于“文革”时期倍受生活冷落和嘲弄的青年诗人的创作实际和创作追求。它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主体真实、追求象征和意象化、蕴含着感伤情调和反叛精神。 关键词 朦胧诗 时代背景 艺术特征 正确评价 进入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之后，中国的诗坛失去了平静。一群青年人带着“古怪诗”、“晦涩诗”、“朦胧诗”的“怪影”闯入诗坛，引起了诗坛内外的惊异。于是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广泛激烈的论争。许多诗人、评论家、作家及其他行业的人都参加了论争。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当代诗坛乃至整个新文学史所罕见。这种争论除了对“朦胧诗”创作之外，还对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人的“三个崛起”的理论进行大讨论[①]，并将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推向高潮。 讨论的意见基本上有三种：一种意见认为，一批青年诗作者及其“新奇”、“古怪”的诗，是新诗史上的“新的崛起”。“朦胧”是美，是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诗坛的希望；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是数典忘祖，是诗坛的一股不正之风，是一种食洋不化的现象，鼓吹这一诗风是误人子弟；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可以存在，但不宜捧得太高，要作具体分析，对青年人的创作既要热情鼓励又要正确引导。论争者均欲给“朦胧诗”作出科学的论断，并企图说服对方。然而最终却不了了之。不过，这次讨论，对于争论各方和新诗发展都有益处。它使得争论者能够最终相互理解、宽容，并修正一些偏激的言论，使得新诗评论与创作渐渐形成开放的心态。同时，时过境迁，“朦胧诗”现象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无法抹去的史实。它的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的创作实绩，已悄悄地嵌入人们的社会审美心理。我们已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由于“朦胧诗”的投入而引起的心灵的震荡。这一客观事实向我们显示：“朦胧诗”已不需要我们简单的说是道非。 所谓“朦胧诗”，实际上是指成长于“文革”时期、倍受生活的冷落与嘲弄的青年诗人创作的诗歌。它们多强调主体的真实，追求象征性和意象化，蕴含着感伤情调和反叛精神。成就最大的是它的创始人舒婷、北岛、顾城；把这一诗潮向前推进一步的是江河、杨炼、徐敬亚、梁小斌；有影响的还有傅天林、王小妮、孙武军、李小雨、车前子、多多、李钢、吕贵品、芒克、岛子、马丽华以及老诗人杜运燮、蔡其矫等。 “朦胧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产生的条件大体有三个：一是由动乱时期造成的痛苦、迷惘、思考与追求交织而成的复杂思绪，在诗歌创作上的曲折反映。青年人的委屈与真实想法不敢明说，只得采取较为隐讳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造成了诗歌的“朦胧”性；二是对以往诗歌创作中过于直露、浅显的现象不满，企图从艺术上作新的探索，以纠正诗歌创作上的偏斜；三是长期的封闭与禁锢，造成了闭琐狭隘的文化心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青年人热衷于对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现代派文学作横向的借鉴与移植，以表现自己复杂的心理感受，也造成了诗歌的“朦胧”。所有这些，就促成了以表现内心感受为主要特征的“朦胧诗”的诞生。 “朦胧诗”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总的来说，“细节形象鲜明，整体情绪朦胧”（徐敬亚）。具体地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构思上，强调内在思维。不以客观事物的外在联系为框架构思作品，而向人的心理世界挺进，不注重客观地描绘世界，而是大量地写诗人的内心，从挖掘诗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入手，进而表现现实世界。这与“十七年”的诗歌有着明显的不同。 北岛是早期“朦胧诗”的核心人物。他的《回答》是第一篇从“地下”走到“地上”的“朦胧诗”作（1979年第3期《诗刊》上发表）。接着又有《宣告》、《走吧》、《古寺》、《结局或开始》、《触电》、《诱惑》等诗发表。他的诗强调个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喜欢以强烈的反叛意识和严肃的心理剖析，表达对社会生活的批判与期望。这种内容上“向内转”的特性，便自然地要求形式上也要“向内转”。因此，他的诗在构思上，既不象郭小川那样，以时代“代言人”的姿态，去同步直抒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以时代进程与心律跃动并行趋同的方式构思作品；也不象闻捷那样，以场景中的“局外人”的姿态，去静态地描摹他人的生活情趣，以故事的演进或人事的纠葛为叙述框架进行构思（郭、闻正好代表着“十七年”诗歌创作的两种基本构思模式）。《回答》作于1976年春天安门运动期间。全诗没有以社会进程或客观事物的联系为线索作作品的结构，也没有大量的铺排事件现象，而是以抒情主人公“我”的情感起伏为线索进行构思，大量地表示“我”的思想意识，通过对“我”的反叛意识的展示，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抨击社会的荒谬，呼唤理想的到来，表现一代觉醒青年勇于冲决旧的秩序、为人类选择新的生存“峰顶”的叛逆精神和牺牲精神。结尾处，对历史转机的呼唤，更显示出诗人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再生力量的信心。《触电》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一种看似荒诞不经的举动：“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我的手被烫伤”；当“我”再和那些“有形的人”握手，“他们的手被烫伤”；“我”不敢和人握手，双手合十，祈祷上苍，“我”的心被烫伤。诗人描绘这种超现实的现实，实际上是在开掘自己的深层心理。这是一种受伤的心态反映。这种心理感受之所以产生，是社会现实造成的。“无形的人”显然是灾祸的根源。它伤害了“我”，“我”又带着这种“伤菌”伤害别人，人们都在“有形”、“无形”中成了受害者和害人者。这与鲁迅60多年前的《狂人日记》有着相似的意旨。它传达出诗人异常复杂的人生感受，诗作名为《触电》，并未写现实中的“触电”，而是揭示心灵的“电”击，借此表现反常的社会现实。这是北岛诗歌构思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