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坐在书房的一角。在和他闲聊的时候，我从他的身上发现了和他杂文不同的另一面。那温和的笑容和通达的情感表达方式，与普普通通的中国文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许多次，和他匆匆会晤，都未能深入同他交谈过。但我记得他的微笑，他的特有的爱意。每次分手，我均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 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本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为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述说着冬天的故事。 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说自己的人生是个失败的人生。 那感触，是极为苍凉的，我甚至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到了一股鲁迅式的冷气： 内战。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接着又是内战……这就是从我1933年出生以至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我家虽勉可温饱，但精神的忧患压得一个孩子早熟了。这样的国土上，不应有梦。然而我偏要做梦。这些诗，记下了好梦，也记下了噩梦，记下了好梦的破灭，也记下了噩梦的惊醒。人生是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虚妄和自欺。 遁入好梦，旋被好梦放逐；不甘心无梦，还要如饥似渴地寻梦，出入一个个梦境，画梦充饥，弄得一回回自以为清醒了，到头来方知依然困在梦中。 从前的人只说人生如梦，却不知梦如人生。碰壁于严酷现实的，那梦的碎片，也就是人生的碎片。 ——《邵燕祥诗选·序》我读着他写下的这些忧郁的句子，内心一直被一种紧张和沉重感冲击着。二十世纪的晚期，也许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带有浓重的鲁迅风骨。他的文字所挟带的冲击力，常常使我想起“五四”那一代人。他抨击时弊，直面生活，他苦苦咀嚼着人生的涩果，有时文字中也夹带着鲁迅式的冷傲，乃至于与鲁迅的杂文在韵律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邵燕祥，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的人，他在苦海中泡的时光也许太久了。他的周身对现象界异常的声音，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似乎被那些怪异的音响不断纠缠着，几乎没有多少闲适的机会。1957年的那次政治风波后，他一直被卷在痛苦的精神漩涡中。那一代的“右派”文人，晚年或高升，或沉寂，然而只有他等少数人，还依然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焦虑地思考着，审视着，在崎岖的人生之路上艰难地攀援着。 也许，他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杂文家，也是鲁迅精神主题新式的传人。虽然，在精神的博大上，他与鲁迅有着较远的距离。 但他把中国知识者的良知，熔铸在了那些鲜活的文字里，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人尚未泯灭的真的灵魂。 2 邵燕祥1933年生于北京，这位祖籍浙江的后生，带有着南国特有细致和敏锐。他似乎与生俱来地具有诗人的气质，十几岁的时候，便在报上发表了诗作。那些稚嫩的诗，今天看来没有多少诱人的价值，但那种真与纯的憧憬的梦影，多少可以看出他生命的原色吧？1948年，他发表于北平《国民新报》上的《风雨鸟》，大概是他早期诗中颇有分量的佳作，那些从抑郁中唱出的明快的调子，很类似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汉译诗，其意象中突奔着生命之流。那时的邵燕祥，正被社会的巨变所吸引，苦海中升腾的寻找生命亮色的内驱力在支撑着他的诗作。我觉得在他冲动的情感中，有艾青的影子，亦有七月诗派的余绪。虽然意境尚显单薄，但其诗的激情与善于思考的理性因素，已在作品中有了萌动。195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十八岁的邵燕祥，把一篇篇滚烫的诗作献给了人们，献给他所陶醉其中的社会。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同，被卷入新中国建设的狂欢中。那时写的《到远方》、《五月的夜》、《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等，是从苦难中走进光明的赤子纯然的微笑。那些诗颇类似早期苏联诗歌的调子，除了理想主义与殉道感外，几乎看不到多少悲哀的影子。《到远方去》简直像一曲圣歌，那纯粹的献身精神和高昂的人生歌调，如今看来，确是五十年代初人们精神的写照。那时候的何其芳、艾青、胡风，甚至像丰子恺这类文人，都同样被共和国的新生所陶醉。青年邵燕祥的歌声，也照例充满了共产党人的神圣感。生命的天空被照亮了，到处是欢乐与吉祥。他歌颂到边疆去的青年，他礼赞隆隆机器声中的英雄，他呼唤着汽车在中国的公路出现。邵燕祥的精神完全被新中国建设的图景所吸引，我从他的诗句中读出了郭小川式的咏叹和快意。人注定无法超越时代，尤其红色革命给人类带来巨变的岁月。那个全新的日子，甚至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人也惊叹不已，邵燕祥与共和国的许多诗人一同，为新中国的诗歌史，写下了梦幻的一页。 但他毕竟不是工农出身的诗人，他的骨子里带有浓重的知识分子气质。五十年代的诗尽管是浪漫的，但内中不可避免有着属于个体的“我”的声音。我觉得他对生命自身的敏感，有时也超过了对社会的感知，那些描述己身的文字，常可以看出他多情的内倾风格。外在的理念尽管在笼罩着他的思维，但他的本能中，具有着不羁的激情。这激情绝不会把自我定位在单一的思维基点上，那里也有冲动，有惶惑，有哀叹。这一因素，使他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过于盲从的人。尽管他照例有过些过激的冲动，但诗人的不谙世俗的一面，使他最终难逃“右派”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