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真的层面上对巴金小说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讨论，指出“两个一致”是巴金艺术真实观的总纲和人物典型化的原则，“比较象活人”是衡量所塑造的艺术典型真实与否的美学尺度，悲剧的价值观必须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最后指出了巴金艺术真实观的局限性。 关键词：真实观，“两个一致”，“比较象活人”，悲剧真实 A：李先生，不久前您在《忧郁性情感的对象化》中，提出巴金小说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忧郁美的主张，见解很独到。现在我想在这里与您讨论一下巴金小说的真实观问题。在我看来，巴金对待文学也象对待社会人生一样，是极为真诚的，从“说真话”到“写真实”，不但贯穿在他的人生历程中，而且也始终贯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到了晚年他在《我和文学》等总结自己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的文章中，提出了“两个一致”的著名论断，并把这称之为他“写作的最高境界”，关于这个问题请您发表一下看法。 B：巴老在《我和文学》中关于“两个一致”是这样说的：“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在我看来“两个一致”（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作家同人的一致）的提法是很科学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巴金关于小说真实观的总纲和人物典型化的原则，所以捉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把握了巴金关于艺术真实观的灵魂。 A：您既然认为“两个一致”是巴金关于艺术真实观的总纲或灵魂，那么就请您阐述一下“两个一致”的主要含义吧！ B：所谓“写作同生活的一致”结合巴金的创作和言论来考察，至少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说生活是艺术的本源，是小说赖以生成的物质基础，二是说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半个多世纪以来巴金反复强调，社会生活是他的老师，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他所写的都是他最熟悉、感受得最深刻的东西。他是以自己生活了18年的那个封建地主大家庭为基础，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生涯的。他的那些最成功的作品，譬如《家》、《寒夜》等都是“写作同生活一致”的产物。所谓“作家同人的一致”，结合巴金的创作和言论来考察，也有二层意思：一是作品必须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二是这些真情实感必须与正创造着的“人物”相互交融。多年来巴金反复强调，他写小说就是为了倾吐自己的情感，打开自己心灵的一隅给人看，他还说他的作品中混合了他的血和泪，他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这些话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作家同人的一致”是巴金一贯坚持不懈的美学主张。总之，“两个一致”所阐述的是，从生活真实的大背景上去整体地把握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这是以创造典型性格、发掘人的深层心灵奥秘为主的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审美观照方式。 A：那么，您认为巴金关于“两个一致”的提法与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提法，有什么不同呢？ B：我以为二者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两个一致”的提法既突出了人（以人为中心），又把人放到他所生活的具体环境中去，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中去辩证地把握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总趋势，以揭示人物灵魂的全部丰富性和隐秘性。也就是说，它是在“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所提供的真实而具体的社会背景上去塑造人物的性格的，亦即“作家人（正在创造着的人物形象）”在主客体信息双向交流与相互作用中，对人物形象进行审美观照与创造的问题：一方面作家从生活出发整体地把握并调动起一切审美信息，从捕捉到的一个未来艺术形象的基本内核入手，另一方面又对这一基本内核（原型）进行培养，在主客体审美信息的双向交流、感应中，把它孕育成为一个“比较象活人”的艺术典型。 A：刚才您从理论上阐发了“两个一致”的丰富内涵，这是很精辟的。但巴金是一位小说家，他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那么请您谈谈巴金在他的人物 典型化方面是怎样贯彻“两个一致”的基本精神的。 B：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先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起：一、观察探索人，以更好地把握人；二、人物塑造必须从生活出发；三、反对简化和丑化。先谈第一个问题，关于观察探索人，以更好地把握人。观察探索人，以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隐秘性和无限丰富性，这是人物塑造的逻辑起点，也是写好人的基础。大家知道，巴金是在从事社会革命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所以他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观察探索人，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巴金在他的《观察人》、《描写人》等文章中指出：大圣大贤也是从地上乱爬的孩子长大的，连他们也不可能生下来就高谈阔论，就是他们成了圣贤之后，也不可能开口就是圣贤之言。这就是说，在巴金看来人无完人。巴金又指出，人是活的东西，他不断地生长和发展变化，要了解一个人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描写人则更难。人是复杂的，要想揭示出人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奥秘是很不容易的。巴金还反复强调人物描写必须从生活出发，写作同生活的一致的问题：“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汪文宣身上也有我的东西。”[①]正如巴金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他的小说中的许多艺术典型都可以从他所熟悉的人那里找到生活原型。《激流的三部曲》中的高觉新以他的大哥为原型，高淑英以他在去日本的船上碰到的一位同年女性为原型，克定以他的五叔为原型，《火》中的张文淑以他的妻子肖珊为原型。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小说、电影、戏剧而言，从生活出发往往表现为从人物原型出发。因为原型往往是作家对生活探索的结晶，在原型身上蕴含着未来艺术典型的底蕴，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人物塑造的一个规律。中外许多大作家的杰出作品大都如是，阿Q是以阿桂和阿董为原型的，“狂人”是以鲁迅的一位患迫害狂的叔伯兄弟为原型的。《父与子》中的巴札罗夫是以作家在法国旅行中火车上遇到的一位俄国青年医生为原型的等等。最后谈谈反对简化和丑化的问题。巴金在《谈〈春〉》中指出他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时说：“把克定丑化和简化是《三部曲》的一个小毛病，丑化和简化不能写活一个人”，“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变化的。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巴金在这里指出的丑化和简化是人物塑造中经常出现的两个弊端。很显然，把所有人的错误和缺点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去的丑化，和把所有人的优点和长处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去的高大全，都是脱离社会生活和人的实际情况，从观念出发的两个极端，前者把人贬斥为鬼，后者把人升格为神，都是不真实的。同样的道理，简化也是违反生活真实，抽掉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发展变化性，人为地把人分为所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然后按着这种“分类”进行类型性描写，这势必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影子”（巴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