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走过了将近18个年头，及至本世纪末期，首都文坛上召开了以河北作家群体形式出现的小说研讨会，我想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可能它不仅仅是文坛圈子里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活动，从深层的动因来看，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时代对文学的某种选择，人民群众对文学的某种期待。是否可以这样说，何申、关仁山、谈歌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时代文学的品位呢？ 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血脉关系问题。这种血脉关联正是文学的精魂之所在。新时期文学在各种思潮相互撞击、叠涌交织的曲折发展态势中，其所引发的正反两种效应，都再次证明了这个绝对不容忽视的道理。文学，自有其本身的价值法则，它可以而且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种探索和多元追求，作家进入创作状态后可以是充分个性化乃至个人化的，但不管怎样的探索和追求，不管是怎样的个性化个人化，都绝对不可冷漠了时代，不可拒绝人民群众的需求。冷漠的结果最终将会受到互动法则的惩罚，并将导致文学生命力的枯萎。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质地面对时代，面对人民群众，这个基本走向问题不能不被重新提了出来。近一个时期，河北三位中青年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的小说被各方看重，特别是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我想正是与这根神经有直接关系的。河北三作家共同以他们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品格，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时代气息，以及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深深感染了读者。广大读者从何申《年前年后》等乡镇干部系列中，从关仁山“雪莲湾风情”系列中，从谈歌的《大厂》、《年底》表现城市企业职工生存命运的系列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身影，闻到了他们最熟悉最亲切的生命气息，听到了令他们怦然心动的声音，小说走进了他们，他们又走进了小说，这种文学与读者息息相通的情景，不是纯粹出于观赏，而是出于命运的共鸣共振性获得读者的喜爱，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比较淡薄了。很显然，正是这三位作家在作品中共同体现出来的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品格，构成了他们创作上最招人眼的一个亮点，反映了深受广大读者称赞的发展趋向，这才是我们今天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契机和基础。 然而，“入世”又有博大与狭隘，高尚与卑琐，深刻与肤浅，丰富与单调，创新与守旧之分。文学创作从较高的审美层次上感应时代的脉膊，写出现实主义力作并非易事，此中有许多道理值得仔细探讨。就河北作家而言，不是指单个人而是从群体来看，新时期以来就走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路程，经过坚持不懈的上下求索，才在今天的一些中青年作家身上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回顾过去，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灿烂成就中，先后有所谓湘军、晋军、鲁军、楚军、陕军的纷纷崛起，各自以其独特的光辉为推动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相对来说，在全国能产生广泛影响且成梯队阵容的冀军却迟迟未见形成，以致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现状时，不得不把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个阶段称为“低谷”状态。即使在今天，我们业已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也还应该有勇气承认，我们确实曾经落伍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弱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正是聪明而能有所作为的表现。河北当代文学创作，本来有着老一辈作家梁斌、孙犁、徐光耀等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一直是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关的。但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后进者的乏力，很长一段时间未能成功地找到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新的时代精神的契合点，没有从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上对老的传统有所拓展和创新。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对于文学创作来讲，绝对是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须臾或缺的。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好多小说都呈现出老面目、老状态、老的叙述套路、老的语言格调的陈旧平庸境况，习惯的思维定势曾经成为我们的桎梏，使我们的作品与广大读者新的审美需求拉开了相当长一段距离，时代大大向前发展了，而我们未能艺术地向读者提供新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极少数作者出于浮躁和投机心理，又良莠不分地盲目追逐新潮泛起的泡沫制作出一些不伦不类的膺品，更倒了读者的胃口。几此种种是想说明，缺乏哲学思想和艺术修养的充分的准备，特别是缺乏独到的识见，使他们身在生活中却难以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发现，不能以审美的眼光把握生活，加之小说语言的陈旧，叙述手段的单一老套，这几乎是相当一大部分河北作家的通病，使他们难有振耳发聩、夺人眼目的创新之作。深入探讨此中人文背景和历史文化上的原因，并非本文的任务，回顾这种情况只是为了突显何申、关仁山、谈歌具备了怎样新的特质，才使得他们的创作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河北小说往日的面目而取得了目前卓越的成就。 首先，我以为何、关、谈三位作家都能以开放性的眼光将笔下的人物放在新时期的种种机遇与挑战面前，在他们的精神状态自由放逐的态势下，充分展示其真实而隐秘的心灵世界，紧紧抓住人生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激烈碰撞这个枢纽，以非常精彩的笔墨为我们提供了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矛盾冲突，新的时代语言，新的故事中所演绎出来的新的人物。众所周知，新时期是以思想解放为其根本的时代特征的，国人精神状态的主动性、放松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互相挤压制约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姿多彩、鲜明强烈过。本来，这为作家的艺术表现提供了空前未有、无限丰富的良好客观条件，就看你的感觉与发现能力了。何、关、谈三作家所以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就在于他们以自己的艺术笔触将广大读者带进新的时代生活的二次体验中。在这方面，谈歌的《大厂》、《大忙年》都有令人叫绝，十分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大忙年》，简直称得上一幅极具概括力的时代风俗画。这部中篇小说以主人公陈浩正月初一携妻带子回爸家及岳母家、单位领导和亲朋好友家一连串的拜年活动为轴线，有声有色地展开了一幕幕苦辣酸甜的故事情节，以此为巧妙的聚焦点，将当今社会建筑在利害关系基础上的亲情与种种复杂莫测的人际关系，通过高度浓缩的手法写了个淋漓尽致，毕现无遗。年轻的知识分子陈浩努力以靠本事吃饭、清正做人的处世原则闯荡社会，却遭到物欲化十足的岳母家及“一担挑”的白眼和冷遇，其热心助人的情肠也受到昔日为同学，今日为暴发户的嘲弄与人格上的颠覆。金钱与权利的占有急剧地改变、乃至打破了往日的人际关系，即使在亲情之间这个魔鬼也无所不在地肆虐扬威，荡涤着一切温情脉脉的传统。《大忙年》把素日里形成的人际关系放在表面上充满喜庆气氛的春节拜年活动中，更集中、更深刻、也更剧烈地搅动着人的情肠，把种种价值取向的磨擦冲突充分展现出来，让人们感受和思考，去做出自己的评判与选择。《大忙年》的精彩描写使人不禁油然想起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入骨三分的论断。《大忙年》的构思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我疑心谈歌是受了传统故事的触发，才找到了这样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姑爷几个登门给老丈人拜年来展示世态民情的一系列民间故事，提供了绝妙的窥察人心灵的窗口和契机，谈歌巧妙地借用了这种形式并加以改造与拓展，成为表现社会转型期人际关系变动着的一个大舞台，让读者感应到时代的神经。这部小说将生活流与意识流浑然一体结合起来，并不着意去揭露什么，只是在自然本真的状态下提供大量密集的生活信息，避免了说教气，让运动中的现实自身去显示生活的内涵，小说写得很聪明，应该说，比五十年代的一批作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要高明些。此中，我以为作家能以开放的眼光观察生活、把握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何申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乡镇干部系列艺术画廊，就是这种开放心态、开放眼光的发现。是否可以这样说，从打何申的小说开始，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党政干部才不那样拿腔捏调、假里假气、故做姿态？中国的干部队伍在政治上是个非常敏感的特殊阶层，他们要面对党和国家的政策，面对事业和分管的具体工作，面对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无可讳言，也同时面对自己职位的升迁荣辱，尤其是直接领导对自己的评价更是经常让他们牵肠挂肚的事情，他们处于种种利害关系夹击的官场上，既要冠冕堂皇地做好工作在政治上不断地赢分以增强晋升资本，又要机警地躲避各种暗算、排挤以及可能有形无形对自己的伤害。一事当前，对“利害”关系的层层审度对他们尤为重要。可以说，“为人民服务”是通过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后最终才得以实现的。每一个乡镇干部都有自己处理各种微妙关系的一套，那里面包藏着“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何申虽还不能说把这套活的百科全书全部吃透了，起码是一页一页地打开了。因此，他写给我们的不是书本中的干部形象，而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长有短、被七情六欲燃烧着的干部形象。他们每抓一项工作，既有表面上严肃的一套，也有和方方面面打交道时胡扯蛋打哈哈的一套，既有桌面上工于心计、讲究韬略的一套，也有背地里委屈求全、迂回退让、伺机再起的一套，既有真心实意干好工作的一套，也有深藏私欲、步步为营求得个人发展的一套。乡镇干部们鼻子和脑瓜儿都灵得很，各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小九九”，那“小九九”让人可爱可笑可怜有时也可憎。何申从长期的交往中把他们的“心脉”摸准了，吃透了，既没有故意回避他们身上的什么，也没有故意拔高什么，就在价值观念的左右驱使中，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这很有思想很有本事很有手段也很有特点的一群。特别是北方乡镇干部那非常幽默、非常俏皮、非常朴实又非常生动极富生活哲理的语言，简直令人捧腹令人叫绝。他们在群众中笑着骂着亲热着挖苦着抬举着奚落着就在与乡里乡亲的无拘无束中把原本是很棘手的工作干了，这是一本正经的知识分子一辈子也难以学到的本事。“人情”就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乡镇干部都是些地域生活中的能人。在他们那一亩三分地儿上，称得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难怪《年前年后》让我们满腹经纶的高手王蒙先生也读得那样开心，那样过瘾，连用了几个“极”予以称道。可见何申对于新时期乡镇干部丰富而复杂的心态以及他们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取得了何等得心应手的把握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