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说是京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京派没有正式结社、明确的组织和刊物阵地等外在形态特征可供直接把握，但却有其它现象可以观察到流派意向：有一支大体稳定、风格相近的作家队伍；1936年《大公报》评奖活动显露出的流派倾向；三十年代《水星》编辑部定期举行的带有结社性质的文学沙龙活动；这些风格近似的作家们活动在以平津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如果说文学流派是在一定的文学思潮影响下文学见解、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的话，京派更有理由作为流派而存在。从《语丝》发刊词，到《骆驼草》发刊词、《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类似发刊词）、《文学季刊》发刊词、《水星》第1卷第2期“编辑室告白”、《文学杂志》朱光潜的《我对于本刊的希望》，以及《文学杂志》复刊时的《复刊卷头语》、天津《益世报》沈从文的编者言，等等，所贯穿着的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对文学自由精神的吁求。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起起伏伏的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京派正是在自由主义社会思潮、文学思潮轴线上集合、凝聚而成。而因为所信奉的乃是自由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流派本身：京派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松散的结构体。京派作家曾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学论争：梁实秋引发的关于文艺有无阶级性的论争、关于“与抗战无关”的论争，沈从文挑起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以及与朱光潜、萧乾共同造成的四十年代关于创作自由、反对党派政治干预文学的论争。这些论争都为作为流派的京派代表着鲜明的文学思潮提供了有力佐证。 京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分流、发展的结果。京派小说经过沈从文、废名的努力，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显露出风格雏型。从京派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风格不同于五四小说又实乃成长于五四小说。五四小说的基本构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创造社的浪漫抒情小说。京派认同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领域，也钟爱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废名、沈从文早期小说虽然尚未具备鲜明的风格意向而与乡土小说、身边小说严格区别开来，但也已兼备了乡土味、个人性、抒情性等因素。在后来的发展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乡村历史深处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个人性而专注个体生命的诗意抒写。这两者的浑融构成了京派小说特定的风格内涵。 向乡村历史深处延伸和抒写个体生命的神性，京派追求传奇性结构与传奇人物的统一，追求表现人的神性和生命悲剧性的统一。其风格在二十年代末，即已基本形成。凌叔华、林徽音的都市女性视角拓展了京派小说风格；李健吾、萧乾、汪曾祺的加盟，使京派小说的阵容更为壮大。而芦焚、王西彦、田涛、靳以等小说家的部分作品亦深受京派的影响。三十年代，京派小说进入了鼎盛期。 一 传奇性是京派小说魅惑读者审美专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特征已为人们所注意，但仍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理解。 传奇的概念起自对民间叙事文学的概称，包括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一些艺术形式，或流传于口头，或经过文人的加工、整理记载下来，其中也有文人以这些民间形式为素材创作的作品。《搜神记》、《世说新语》、《齐谐记》、《唐传奇》、《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等属是。形象体系不外乎神仙鬼怪，具有仙风道骨的半人半仙之类，环境也总是山林野壑、奇境异域，情节又都惊险、离奇、神秘（最初名以传奇的是唐宋时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后亦有人将元杂剧、明清南曲称为“传奇”）。与中国传奇系统相对的是西方在十二世纪开始出现romance——传奇故事。以历史为题材，以奇迹、怪闻、夸张、虚构来结构故事，有著名的亚瑟王传奇。爱情也是传奇的主要内容，骑士之风大盛，产生了将武功与柔情结合的骑士浪漫爱情传奇。传奇文学承接原始时代的神话传统，表现了进入文明时期的人类对神性时代的眷望，即人类意识在逐渐将自己与环境分离开来时企图将原始神性带回到世俗的世界中。这一企望在演变中从人间化的神话世界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世俗的现实人生。神话英雄让位于人间英雄，穆天子与西王母故事让普通饮食男女来讲述了。传奇发展出两种类型：至德至善的英雄（圣贤人格）和至情至性的寻常人生。故《三国演义》中有了集“节”、“义”、“忠”、“勇”于一身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的关羽，并在民间第二次被创造：从英雄到“关帝、关圣”而获得彻底的神性。杜丽娘、柳梦梅梦中相恋，至死相思、因情而复生，其实是在说人性（爱情）之伟大而有不可战胜的神奇力量。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中，前一类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历史小说、武侠小说和戏剧中，后一类型则多出现在世情小说和戏剧中。 京派小说在艺术形式上保留有传奇文学的一些形式因素，同时，传奇文学中人类向往神性存在的精神内涵也被保留着。不仅是保留，而且是有意识的强化。传奇性的风格特征在京派小说中亦即体现为这样表里相生的两个方面。叙事文学的历史表明，在小说发展成现在这样一种现代叙事文体之后，作为现代小说文体前身的传奇的那些艺术表现形式虽然没有被完全弃置，还常常为小说家们信手拈来加以运用，但总的说来，小说与传奇在文体形式上愈来愈见分离。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现代小说文体形式生气勃勃的成长时期，西方十九世纪的写实小说和二十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在中国都有相当成功的实验，这也是有意与小说早期形式的传奇疏远。京派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对传奇颇有偏爱。然而我们如果将京派小说的传奇性仅仅理解为对简单的叙事形式的嗜好而不是一种叙事策略，显然是误解了京派。历史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出于变革的要求而被叙述为封闭、落后、愚昧、保守的苦难现实。但是，在同一的历史现实中，亦可叙述出与重义轻利、恣情任侠、巫术鬼神、奇风异俗……等文化构成相联系的民情淳朴、人性善良、古风犹存。隐蔽在传奇叙事的背后，是京派对小说内在传奇性——人的神性的关注。京派的叙事策略试图提示我们，与古老的生存方式相对应的人的神性、个性化智慧、诗性存在是否也将历史地终结？人的神性存在是人类文明阶段性的成果还是目的性的追求？是仅有回忆的价值还是将以变化的形式继续在历史的叙事中？京派小说的传奇性也就越出文体形式、表现技法的意义而成为现代性的人的存在本质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