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茅盾的政治观、美学观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这从他对抗战形势、进程与前景的思考，对文艺取向的指引，对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倾向，文学的普及与提高，文学的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新，“五四”以来到抗战初中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经验教训的总结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本文对此作了概括与论述；并阐明了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与价值。 抗战初期茅盾的文艺思想，建立在丰富的人生经历与坚实的思想基础之上：他从幼年起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树立起以“士”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青年时代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通过实践确立起共产主义理想及为此奋斗的意志；介绍外国文学、倡导自己的文学主张的头一个十年，和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并重的第二个十年，形成了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也使文艺观自成体系。这一切使茅盾臻于政治家与文学家、作家与理论家完美结合的境地。在鲁迅生前，他和鲁迅携手并肩引导着左翼文坛。鲁迅逝世后，此重任历史地落在他一个人肩上。这使他的文学活动、创作与理论批评，更具自觉的导向意识。 因此，抗战爆发，茅盾就义无反顾，奔赴国难。他转战上海、武汉、长沙、广州、香港、新疆、延安；又应周恩来的召唤，于1940年10月赴重庆加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力量。在这短短的3年，茅盾踏遍大半个中国。亲历了沦陷区、港英殖民地、延安解放区，和分别由盛世才、蒋介石统治的类型不同的国统区。几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中的切身生活体验，与他30余年的人生历程纵横结合，建构起茅盾新的更加恢宏的视野，更加透彻的识力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这就使茅盾抗战初期的文艺思想具有更浑厚的内涵，并以鲜明的政治导向性为总体特征。 茅盾对抗战形势作出了宏观的颇具预见性的估计：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持久战；充分认识“长期抗战”与“怎样方能抗战到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中心课题。抗战过程在实现民族解放之同时，“我们社会中的封建势力的残余必将净除”，因此“抗战的结果又将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真正的全部实现”。这是茅盾引导“抗战文艺运动”、“决定文艺工作的方案”与“战时文艺透视的远景”的基本出发点。[①]除了对前景稍嫌乐观之外，上述估计，均被8年抗战历史——证实。茅盾的视野确乎是高瞻远瞩的。因此，调动一切文艺力量为全民抗战服务就成了茅盾抗战初期文艺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一 从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抗战起，茅盾就确立了文艺服务于抗战的自觉意识。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七月八日以来”，他和“全国民众每天都在盼望我军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他和“同胞们以加倍的热烈来请求中央政府立即发动全面的抗战”。[②]但是希望一次次换来了失望。终于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受阻于最高当局时，茅盾形成了一个总观念：“当前的救亡工作是百废待举，这不能靠国民党的官办衙门，必须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自己来干。”[③]于是他参与主持创办抗战刊物《呐喊》。他的第一声吼就是：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 他在《呐喊》发刊词中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呼吁：“在这时候，需要热血，但也需要沉着；在必要的时候，人人都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在尚未至此必要时”，就“站上各自的岗位！”“我们一向从事于文化工作”，“我们的武器是一枝笔”，我们“画过民族战士的英姿，也曾描下汉奸们的丑脸谱”，我们仍要表达“同胞的愤怒”，申诉其“保卫祖国的决心”和热忱！现在我们仍要“站上各自的岗位”，坚决负起“自已解放的任务”，“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们要用血淋淋的奋斗来争取光荣的和平！”[④] 在抗战爆发民族救亡的危急关头，中国文坛存在着文艺为抗战服务与“文艺与抗战无关”[⑤]这两种对立的立场与路线的尖锐斗争。在这场持续2年的斗争中，茅盾以空前明朗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引导着文坛；构成了重大的文艺思潮现象。这有历史的远因；也有其时代需求的近因。 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始终肩负着文学现代化的自身建设发展，与配合中国社会政治革命并促进其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茅盾漫长的文学道路，始终位于这政治的文学的社会潮流交错发展的核心位置。他乍登文坛就意识到文学的“人学”本质。认识到人生与文学各自的内容虽丰富复杂，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起码在“五四”以来的中国，其主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是文学与政治、与革命的关系。他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与文学思潮基本同步。从未持二者无关、可以分离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与态度。 “五四”时期，茅盾自觉把握着文学的思想启蒙的时代使命，以“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与现实主义的追求，使文学及其人学本质两相契合、水乳交融地得到顺利发展。在茅盾的美学观内部，它与外部环境之间，亦无多大矛盾。大革命发生曲折，阶级的民族的革命处在严峻关头。时代第一次急切地要求调动文学手段为政治革命服务。这与文艺自身规律既有适应的层面，也有抵牾的层面。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艺”论争，之所以会使革命文学队伍站在观点对立的路口，固然缘于各自美学观的差异这一主观原因，亦因存在上述客观原因。当时茅盾清醒地看出：“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违背文学自身规律及其人学本质的偏颇，因而坦率地指出。遂遭到头脑发热者的严厉批判。其实茅盾是很委屈的。因为他维护的是文艺规律，并无反对文艺与政治有内在关系，并肩负一定政治使命的意思。于是他一面抗争，一面写了证实其辨证态度的长篇《虹》。但此后《路》与《三人行》的创作实际，表现出茅盾一度容许文学屈从政治的妥协态度；因而受到概念化的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段时间不过年把。在酝酿《子夜》的过程中，他不仅有了自觉与警觉，而且从理论实践两方面努力克服纠正。于是，在左联时期，他在创作与理论两方面，都步入黄金时代与高峰期。但他仍保持着强烈的政治意识。这和其创作的社会剖析特征一纸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