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很强的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性本质。这种认识反映到他对文学创作活动的认识上，即表现为：既然文学是社会性本质的充分演示，那么作为此种演示过程而展开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必须是充分“社会化”的，作家对于生活的把握，首先应是一种“社会”把握。不仅创作视野应落在整个社会上，就是在表现过程中，也要时时顾及社会性的是否充分。因此，茅盾提出文学“社会化”的要求，无疑是茅盾打量世界、把握客体的独具方略，也是一个艺术社会学观念的作家在审美创造活动认识上的独特性所在。 一 匈牙利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家阿诺德·豪泽尔，曾对文学提出“生活的整体性和艺术的整体性”的要求。这一典型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认为：“只要艺术保持与具体的、现实的、不可分割的生活整体的联系，它就能构成正常的审美行为的基础。真正的审美现象包括人对生活整体性的全部体验，这是一个创作主体与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保持一致的能功过程。”[①]每一创作主体总处于一种真实、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难以超越一定的社会制约力，并力求内在创作潜力与社会潮流联系在一起，保持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一致性。此乃社会使然。即便那些视文学为个体情绪渲泄的作家，在二十世纪动荡变幻的社会现实和日渐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中，也纷纷将逸出的意识自觉地纳入、皈依到社会主潮之中。时代、社会规范并制约着每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这些兼具革命者品格的“政治知识分子”型作家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均带有特殊性：他们的作品，乃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②]以“民族寓言”的形式表现出社会群体的心理趋求，自然地与社会情势、民族命运息息相联。尤其是作家和革命者集一身的茅盾，当作为个体的作家自体意识融汇到社会群体意识的洪流中时，其作品作为对客体世界的把握，无不与现实生活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明显地呈现出艺术与生活的同构关系，无以抑制地流溢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 可以说，关注社会现状，注重现实人生，确认创作的社会功能，是五四以来“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作家的优良传统。但如何对待并表现“社会”、表现“人生”、描摹社会现状，则见仁见智，可谓各异其趣。这恐怕也是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作家互见良莠的原因之一。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写实主义作家们虽然也创作了不少关注现实的作品，但大都浮于社会表面的描绘，以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即使在五四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问题小说”，也大半不是从生活的观察体验出发提出问题，而是急于从哲学或社会人生问题的讨论中所及的某一命题出发，然后将“问题”或“观点”通过一些简明的故事或单薄的形象加以阐明、解说。茅盾以宏观的眼光，概括出这类作品所存在的致命弱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一角，第二是观念化。”[③]由于作家对“社会”、对“人生”认识的“偏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的偏枯”。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作家思想上的局限便一览无佘。 鉴于此种创作社会化严重不足的倾向，早在1920年，茅盾就在《现在文艺家的责任是什么》一文中，郑重地、宣言般地提出了“文学社会化”的概念，此后又不断丰富、深化这一思想。在这里，茅盾所追求的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目标，力图展现的是与社会相对应的“整个社会的历史”。他在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宣称：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全般面貌”、“全般机构”。这种观念使得茅盾的艺术笔触伸得相当辽远。上下几十年，竟如同编年史一般描绘了中华民族从五四前夕到解放战争的社会历史风云，描写的对象也遍及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个社会阶层，涉及的生活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社会万象，真所谓异彩纷呈、姿态万千，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对此，茅盾曾通过蚂蚁爬动人的大理石维纳斯塑像的比喻，下结论道：“能见全体的，就感到这是‘美’，只见了部分的，就认为这是平常的石头，亦惟能见全体者能认识客观的真实。”[④]这结论向作家提出把握时代全局的要求。如果作家的视线只拘于一隅，就既不可能有真，也不可能从片断人生中发现出美。 显然，茅盾所主张的创作的“社会化”，是要求以与生活相对应的艺术方式，显示社会的整体面貌。他创作的《子夜》，就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地位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虽然《子夜》完稿时最终偏重于都市描写，并明显使人感到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第四章游离于主要情节，却终不愿割弃，这当然是出于再现社会“整个面貌”的考虑之结果。该作品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重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以个体人的描写来突出个体人的群体归附，即人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冯云卿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杜新箨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这一个”，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代表着社会上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群类。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如此众多的社会角色或人物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就实现了对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直接性仿真的表层模拟。于是，小说所建筑的虚构社会和现实社会形成了一个明了的相似型。 从纵的历史延续的角度看，茅盾的创作明显带有“史诗”的性质，以对应的表现层面展现中国现代史。他的全部作品汇聚成一部生动而深刻的现代中国社会的“编年史”，“逐年地”烙刻着时代生活的痕迹，反映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动荡的历史变迁，形象地纪录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本身完整的世界”。[⑤]这是茅盾“社会化”观念所追求的时空跨度和社会结构的宽广性、辽远性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