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陆散文从1949年至1995年，已有46年的历史，这其间如果将“文革”十年忽略不计的话，当代大陆散文的发展历程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五六十年代，散文的发展逐渐走向模式化；第二个时期是80年代，是散文的复苏和变革时期；第三个时期是90年代，散文初步形成多元化的艺术格局。 一、五、六十年代的散文模式 建国伊始，创作数量众多的是通讯、特写一类的散文，这类散文适应了当时国情的需要，是延安时期散文风格的延续，颂歌的基调，客观写实的方法，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朴实刚健的风格，构成其整体的审美风范。1953年以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散文创作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惊心动魄的生活素材，读者也不止满足于听人物故事的纪实性的平铺直叙，而是渴望能从散文里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与美的享受。散文创作必须改变其艺术表现上的直露、粗疏现象，向抒情性与审美性靠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人们又将目光转向“五四”散文，于是，“复兴散文”的口号应运而生。复兴散文运动促进了人们对散文审美性、艺术性、可读性的重视与探索，其具体表现便是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以寻求意境为中心的散文“诗化”现象。作家们将发现与酿造诗意当作散文构思的灵魂，评论家们将诗意与意境当作散文审美评价的重要标准。散文家菡子曾说过：“我极盼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在有充实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有比较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并带有一点革命的哲理，追求诗意的境界。”（菡子：《作家自述》）岂止菡子如此，整个五六十年代抒情散文的审美格局都可以纳入“政治+诗意”这一公式。同这种思维路子相连的，在散文结构上便派生出所谓“三大块”的模式。第一块：文章开头，旨在引人入境；第二块：文章重心，旨在使思想意义不断开拓和升华；第三块：文章结尾，旨在直接点出所载之道，强化读者的理解。无论是杨朔那“开头设悬念，中间转弯子、卒章显其志”的“苏州园林”式结构，还是刘白羽那历史（逆境）与现实（顺境）交织的图片联缀式结构，以及秦牧那“引类取比”娓娓道来的“滚雪球”式（或曰“串珠式”）结构，大都脱不出这三大块结构模式。总之，强化群体意识而淡化个性意识的“载道”精神，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的表现方法以及三大块的结构方式，这一切便构成中国大陆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诗化”散文的基本美学格局。 “诗化”散文运动对当代散文发展的贡献与影响是：它促进散文由客观记叙体制向主观抒情体制转移，挣脱了通讯特写模式的羁绊，获得迅速的发展，以至在当时抒情散文的创作蔚然成风，促成了当代散文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诗化”散文是在思想文化封闭的世界里构建的审美王国。作家的主体意识不能充分表现，必然导至散文题材的狭窄，真实品格的贬值，而个性的失落和艺术视野的狭窄也必然导致艺术上的探索逐渐走向单一化和模式化。 二、八十年代散文的复苏和变革的躁动 1.散文复苏 7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个性”“自我”“人道主义”“人的价值”这些久已被淡忘的概念，重新被人们观照，于是那在40年代发生断裂，在50年代欲接而未接通的“五四”散文传统真正同当代散文相沟通，出现了“五四”散文的复归现象。 “五四”散文精神的复归，主要表现为个性意识的复苏。叶至诚《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是散文个性解放的呼声。他宣称：“不勇于‘有我’是懦怯，因为懦怯，作品必定也是脆弱的。有意把‘我’隐瞒起来犹如欺骗，欺骗的作品必定为读者所不齿。”“我将信奉这样一条原则：即使是真理，即使是人民的呼声，如果还没有在我的感情上找到触发点，还没有化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我就不写，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写。”在这呼声发出前后，散文领域已经出现了一批“有我”之文，如巴金的《怀念萧珊》、宗璞的《废墟的召唤》、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张洁的《拣麦穗》等等。 个性的复苏，改变了散文的主题意向，散文开始挣脱原来的题材观念的束缚，由“载他人之道”扩展到对作家自身的观照。其中老一辈作家的自我回忆与解剖，无疑构成此一时期散文的最辉煌的成就。巴金的《怀念萧珊》、黄秋耘的《雾失楼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都是文革中的亲身感历，可称为“伤痕散文”，从中不仅足见作者人生参悟之深透精辟，亦可见作者艺术表现之娴熟精湛。老一辈作家重新赢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生涯的第二度灿烂青春，由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一不朽的文章学真理再一次得以庄严地昭示后来者。 总之，80年代前期散文的突出成就是个性的复苏，从而带动散文的复苏。虽然，这一时期散文在表现手法上仍显陈旧，仍带有五六十年代的模式，但散文毕竟走出那个封闭狭窄的天地，个性的失而复得，使散文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 2.散文变革的躁动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视野的开拓，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加之其他文体变革的影响，散文亦开始在五四散文传统回归的基础上，迈出文体变革的步伐。 在理论界，围绕着散文创作的传统与革新等系列问题，一批中青年学者，写出了颇有影响力的散文理论著作：有《散文新论》（林非）、《散文艺术论》（傅德岷）、《散文创作艺术》（佘树森）、《散文艺术论稿》（寇显）等20余种。其中林非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天》是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在充分肯定了五六十年代散文的成绩时，率先向散文创作中的条条框框开火。他指出：“形散神不散”的理论和散文“诗化”的盛行，意味着用单一化来排斥和窒息丰富多彩的艺术追求，而五六十年代散文的根本缺陷是思想和艺术的表达都很拘谨，思想上，真实性受到很大削弱，矫揉造作，甚至完全虚假；艺术上则显得单一化和定型化。于君在《生成与创意》一书中则表达了强烈的创新的自觉意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作品，“《背影》的创作经验在当时是富于创意的”，“如果我们今天仍逗留于《背影》的表达格局，并以《背影》作为衡量今天散文创作成败的一道准绳，岂不是一种悲哀？”“现代人渴望那种表达他们正在经历的情感体验”的文章。这些观点为散文的变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