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新的视角考察并探讨了茅盾对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理论建树与创作实践；他主张从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里提出“特质”以建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路向之一，以中外现实主义思想所整合的现代型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创作原则；《子夜》即是实现中国文学现代化所营造的艺术王国。由此说明，茅盾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宗师与巨匠。 近几年对茅盾研究有股随心所欲吹起的贬损风，不是否定《子夜》的美学价值就是否定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地位，缺乏实事求是之意，不无哗众取宠之心。这里我不想对这股风进行反驳，若没有随风转者，它也就自消自息了。本文拟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茅盾对中国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向现代化转换的真正标志，那么置身于新文学现代化大厦奠基工程之中的作家们并非都具有理性自觉，大多数是不知不觉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创建；然而茅盾却具有清醒的理性意识，始终自觉地主动地从理论与创作的紧密结合上探索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建设的巨匠和具有高度理性自觉的文学现代化的设计大师。 探寻文学现代化的路向 人类历史进入近现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打开了国际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生产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在这种社会发展总趋势和各民族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各民族的文学希图在一个自我封闭系统中循规蹈矩地演进是不可能的，它们只有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各民族文学只有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才能进入世界文学之林。这势必促使各民族的社会系统和文学系统逐步向外开放，民族文学系统也必然失去原来那些与本民族社会系统保持自动平衡的条件，这就要求各民族文学根据各自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等不同情态选择不同的途径，实现民族文学的现代化转换。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进行竞争所选择的总路线，既不是像有些民族那样被西方近现代文学所同化或所消解，完全变成殖民主义文学，又不是像欧美那些先进民族的文学系统依靠其内部调节功能完成了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是在域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合力的推动下，被迫地由封闭系统转为开放系统，使我国文学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冲撞中由古典走向现代。不过，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同世界文学的总发展趋向完全同步，这里面既有空间差也有时间差。既然我国文学现代化是在中西文化两大系统的对话中逐步实现的，而中国文学现代化又真正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样的宏阔国际背景与具体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并探寻茅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路向的思考和寻求。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东西的两种异质文学的嫁接或融合过程，它从纵向上要解决传统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矛盾，极力以西方先进文学为参照系来缩短或减少其“时间差”，又要从横向上解决域外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矛盾，尽力承续和革新民族文学传统以接近或消融其“空间差”；而对西方文学借鉴与对民族传统文学继承的纵横座标的“结合点”，就是中外两种异质文学的“嫁接点”。对此，在理解上所达到的深广度，在选择上所达到的准确度，无不体现出中国新文学先驱对文学走向现代化路径的探寻与思考所获得的见解是否正确无误切实可行。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革新派，从政治思想层面来看已从保国保种的“中体西用”的框架中挣脱出来，转向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论，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氏这种除旧补新思想已含有革新传统文化借鉴域外新文化的实现文化现代化的见识，不论内承“所本有”或外采“所本无”都是为了“新民”，所以可以把“新民”作为梁氏所选择的中西文化的“结合点”来看待。反映在文学观念层面上，梁氏根据“新民”的启蒙思想公开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与之相适应，在语言变革上裘廷梁提出了急进的“废文言而兴白话”的主张；同时梁启超还倡导师法欧美、日本的政治小说来改造中国小说，以重建新小说。这表明他们对我国文学必须实行现代化已有了朦胧认识；不过梁氏主张文学的改革只革其形式不革其内容，且不说他把文学内容与形式分割开来是形而上学的，就是所提倡的文学形式改革只不过是半新半旧的“新文体”、“新体诗”而已。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新青年派”对文学现代化路向的探索则有了理性自觉，胡适、陈独秀以绝不调和的立场对待中西文明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纳西方近代文明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比梁启超的“新民”论还激进，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两反对”和“两提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联结为一体的纽带和标志；陈独秀把新青年派过激的现代化立场概括为，“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虽然在当时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学的偏激否定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毕竟不是以辩证唯物史观来正确对待传统文学，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新文学遵循现代化的道路健全发展。也应看到，新青年派在口号或理论上表现出的偏激的西化倾向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或在主体情感思维上所追求的也是所谓“全盘西化”，因为“西北”并不等于现代化；恰好悖反，新青年派在文学观念更新上或作品创造上，虽然于横座标上大量引进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大有将民族文学导向“全盘西化”之势，然而他们的思想情感、审美意识总是与民族传统文学保持着深层联系，尤其是沿用传统的“一元论思维模式”[②]来建构新文学，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新文学不可能完全割断传统文学的脐带而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果说梁启超等革新派把实行文学现代化借鉴西方与继承传统的纵横座标的交汇点集中在“新民”上，那么五四时期新青年派对于中外文化的借鉴与继承的“交合点”则选定在“发现人解放人”这个焦点上，而文学思潮或文学创作层面的中西文学的交汇却主要集中在“人的文学”上；也就是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学和继承古代传统文学以促使中国文学向现代化方向转换，其目的是从观念形态到创作形态都要建构“人的文学”。正是环绕着“人的文学”这个轴心，通过现代化的途径广纳博取域外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样式，又以民族文学的内在机制遏住了“西化”的倾向，从观念到创作实行全面更新，使中国文学短短几年时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便跨出了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