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许三观卖血记》的过程中，我屡屡想到余华另一部长篇《活着》。《活着》以连续性的死亡事件为结构，叙述了主人公福贵的大半生。先是父亲摔死在粪缸，接着母亲病死，后来儿子有庆死于献血，女儿凤霞难产致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婿二喜死于意外事故，最后孙子苦根因吃豆子撑死。小说从福贵亲人的连续死亡中获得叙事的动力，推动着主人公走向孤身一人的结局。故事的发展意味着福贵不断失去亲人。 《许三观卖血记》讲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许三观为生活所迫，不断以卖血来为生。不过，“主人公不断丧失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与《活着》完全相同。从福贵身边死去的亲人置换成许三观的鲜血，不断从他的身体中流失，完成相同的语义内容：丧失。在这个角度上，以《福贵丧亲记》重新命名《活着》，也未尝不可。 指出两部小说在深层语义上的相似，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在这里，我发现的是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即余华对“重复”的喜爱。死亡事件的重复发生完成《活着》的叙事，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接二连三的卖血行为以主导动机的方式结构了整部小说。 重复（repetition），最早是修辞学术语，指依靠重复某一词或词组来达到特定效果的修辞手法。在诗歌中，重复是最基本的修辞原则，体现于对押韵、格律、对仗等的要求。重复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在小说中，“重复”的运用可分为两类：叙述重复和主题重复。 叙事重复指对同一件事情的重复性叙述。这是先锋小说曾经乐此不疲的叙事策略。在余华的小说中，《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是最充分实现“叙述重复”的作品，主人公“我”和外乡人在桥洞的会面以及他们两人与曲尺胡同20号少女杨柳的关系，在不同时态的重复性叙述中，由确定变为游移。叙述重复具有强大的瓦解力，不同的回忆方式使历史和往事失去合理的依据，变得面目全非，扑朔迷离。伴随重复性的叙述，是意义逐步流失的过程。叙述重复与先锋小说怀疑主义的生活态度吻合。 主题重复是指性质类似的事件在小说中重复发生。与损耗性的叙述重复不同，主题重复的过程却是意义增殖的过程。相对于其他小说家，余华小说中主题重复较为多见，《现实一种》、《往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等都是主题重复的产物。主题重复意味着情感和意义的积累，仿佛感觉在形成着思想，奔向一个重大问题。命运的鼓声不间断地持续着，最后终于悲剧性的结局。《现实一种》正是在接二连三的家庭内部的凶杀事件中，使人类生存现状的某种残酷性逐渐凸现出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属于主题重复的范围。 叙述重复的瓦解力使小说与既存世界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抗关系。同样，主题重复的积累也造成对生活世界的远离。两者成为先锋小说实施“叛逆”品性的有效策略。但是近年来，先锋小说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逐步调整、淡化，一种平稳的常态关系正在形成。余华在《活着》前言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认为，“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伴随着“敌对的态度”的消失，叙述重复——先锋小说家曾经赖以制胜的法宝不再受宠。不过，主题重复依然“重复”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如此。但是，寓含于主题重复中的某种致命的爆发力能不能和小说家刚与世界形成的平衡关系相协调，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这一点上引起我浓厚的兴趣。福贵亲人连续非正常的死亡，难道没有可能把他推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在重复性死亡的叙事惯性中，怎样才能使“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以及“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余华语）拥有喘息的空间？同样，继续着《活着》主题的《许三观卖血记》中，呈加速度进行的重复卖血的行为同样有理由使许三观陷入苦难的深渊。如果他最终像《活着》中的有庆那样死于输血，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当然，作者有足够的自由和能力安排一个并不惊心触目的结局。不过，主题重复所产生的巨大叙事力量却无法被作者左右，这就像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如何才能阻止灾难性事件的积累所导致的最后致命的一击？（显然，这种曾被小说家刻意追求的“致命一击”的效果，正是他现在小心翼翼回避的内容。） 《活着》引入了一个旁观者——叙述者“我”，福贵的丧亲史由他“委托叙述”，中介的作用使福贵的苦难减少了直观性。同时，叙述者“我”与福贵在一起的现在进行时场景频繁地安插于福贵过去进行时的叙述中。时空的转换延阻了福贵的丧亲在叙事上的连续性，重复的死亡事件所积累的悲剧气氛在多次的时空交错中得以淡化。主题重复的线性序列被打断，每一次重复产生的意义不能得到迅速的积累。这种叙述方式可以说是变形的“叙述重复”，叙述重复的瓦解力干扰了主题重复中沉重含义的形成。其次，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使小说的叙事时间从故事的结局开始，这意味着小说中的主题重复是已经完成了的。封闭式的结构限制了展开中的主题重复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围绕着主题重复所设置的种种叙述障碍，使《活着》在一连串的死亡事件中消除了类似《现实一种》的犀利和尖锐，与作者的艺术意图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