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时，吃惊于主人公青春初旅，竟对世界作如此无奈感受，也吃惊于作者奇异怪诞的感知生活的方式，由此便牢牢记住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名字：余华。 此后我几乎读遍余华公开发表的短中长篇小说，但对作家本人，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很长时间里甚至连他是哪里人也不知道。 今日文坛，“炒”是一种时髦，或“炒”作品，或“炒”作家，更有取终南捷径者，先将人“炒”得红红紫紫，夹风裹雨，再去张罗作品，美其名：包装。待到揭开盖头，读者所得，仅空“椟”一只，“珠”是想还也还不出的。余华不要“包装”，他把自己包裹得很好，默默奉献出八十万字作品后（这八十万字虽不是字字珠玑，篇篇精品，但绝对没有粗制滥造的东西），才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九五年三月出版的三卷本《余华作品集》中附写了寥寥三页纸的“自传”，这恐是迄今为止余华提供给我们的最详尽的有关他本人的文字。 读此“自传”，再辅以“出版说明”，才凑齐了关于余华的基本资料： 余华，一九六○年四月三日生于杭州，一岁随父母迁居海盐县城，从小在父母供职的医院环境中长大，中学毕业当了五年牙医，其间读过一年卫生学校。因为写作如愿进入海盐县文化馆，再进嘉兴文联，最后打入北京。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自传”中余华只字未提鲁迅文学院的深造，却强调：“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过去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形式迷恋：“精神真实”的追寻者 余华远不是一个能够提供休闲阅读的作家，从他初入文坛那天起，便对客观主义、传统现实主义进行了彻底颠覆。他和“再现论”“反映论”无缘：那个背着红背包，象小马驹般在公路上奔跑的“我”（《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被莫须有的“四月三日”事件困挠威慑着，惶惶如惊弓之鸟的“我”（《四月三日事件》），他们所遭遇的现实，都不是表层现实，纯客观现实，而是经过主人公感觉强化，主观改造的表现主义现实。 此后，余华的每一个新篇都展露出作家对于形式的极度偏好以及追恋极端手段的不灭热情： 《世事如烟》主要人物姓名竟以阿拉伯数字取代；感觉、幻觉、呓语、先兆交替出玩；幽灵再现，阴阳对话，托梦相会，心灵感应，一系列充满诡秘之气的叙述，使小说的表现领域扩大，小说规范手段损坏。 《难逃劫数》刻意抹平主干性情节，阻塞顺畅阅读。几组人物：东山——露珠——老中医；广佛——彩蝶——小男孩；森林——沙子——不构成完整的中心故事，而以“组”为单元相对独立。小说意在以此吸引读者关注安置于细节皱折里的情绪化、哲理化的东西；爱与恨，欲与死、偶然与必然、命运与劫数。 《此文献给少女杨》以时间为结构，四大段十三小节，采用1234 1234 123 12的排列方式，以显示四段的同步关系，余华耿耿于最初发表时被编辑改成1—13顺序排列，结集时终又复原。 八十年代末的余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间穿行，但择其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强调精神真实，感觉世界而不是描述世界，二是通过变形指向意义的渴望和实践。这两点恰恰对应了他极为崇拜的两位世界级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和卡夫卡。 需要说明的是，余华通过读作品，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中接受的，全然是感性的，直觉的，被个人兴趣筛选过的精细艺术手段和技巧，而决非完整的大师和完整的经后人概括出的有关大师的理论。 至于创作论，余华弘扬他自己的“宣言”，余华有过好几篇创作论方面的文章。 “真实”论是他创作论中的统帅性论点。余华如是阐释自己的“真实”观：“我觉得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样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生活给我提供的那些东西。所以在我的创作中，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上的一种真实。”[①]余华的“真实观”充满了个人化、主观化色彩。他的主张非常接近西方荒诞派所崇尚的“心灵真实”，只要将余华的如上所言与荒诞的代表人物尤金·尤奈斯库的论述作一比较，便不难发现其间的一致性，尤氏曰：“我甚至常这样想：虚构的真实比日常现实更深刻、更富有意义。……我们的真实是在我们的梦幻里，在想象中，所有的一切都无时无刻不证明这一论断。”[②] 此外，余华关于“抽象可以抚摸”的论述[③]，关于“人物是道具”，“放弃性格”的论述[④]，与荒诞派理论也一脉相承。 而他的关于“时间”的概念——“过去和将来只是现在的两种表现形式。”[⑤]则是意识流文学“感觉中的现在”的翻版。 八十年代末的余华，看来曾涉猎过大量西方现代文论和作品。他在理论上固然没能拿出多少新鲜玩艺，然而却用自己充满独特感觉和思考的作品，不断给文坛送来份份惊喜。他的创作，将那些被他称作“抽象”的东西：愿望、欲望、恐惧、憎恶、尴尬、迷惘等，表现得非常真实——内在的、深层的真实，而承载“抽象”的具象或曰“思想的直觉形式”则常常“失真”——失去外在的表相之真。 余华的作品向哲学的领地突进，然哲学的抽象需将对象推向极至，推向单纯，推向可归纳，而文学的余华在完成主观对客观的观照时，因为极度重视感觉、重视想象力，便能将生活中那些遍布玄机、奥妙、偶然性、多义性、不可释性的地方仔仔细细探察，一点一点抖弄，从而指向了余华试图指向的那块地方：“事实的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事实本身，任何一个事实一旦进入作品都可能象征一个世界。”[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