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兴起：时代使然 两次世界灾难的战争机器将革命资产阶级书写在旗帜上的“自由、平等、博爱”化为兽性、死亡和废墟。“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被草芥蝼蚁般芟戮与驱灭。在西方，后工业社会溢流膨胀的财富和极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把大写的人挤扭得变形、侏儒化，沦落到社会边缘。怀着对人类未来焦虑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尊重人，人的重新发现”的终极课题。在东方，与改造中国，兴我族类良苦初衷相悖的一误再误的政治运作锻冶出的是废置大脑功能的驯顺工具和淹没在群体主义汪洋大海中的螺丝钉，一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惊雷才在阴霾的学术天空劈出一道复苏人性的闪电：认识论给人的主体性以尊重：“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史学见解也被视为一家之言；文学告别了假大空瞒后，作家“被一只逐新的狗追赶着”，10年实验完了国外百年的招数，从“伤痕”到“新写实”，一步步向人学逼近。展示人生存本相的开放的现实主义面对匆匆的流派过客显出劲健不衰的生命力；择优汰劣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强迫人自主意识的苏醒，“人为本”的企管模式也格外受到青睐；花眼噪耳的文化热闹中终于听见了呼唤人文精神，重铸民族灵魂的呐喊。 国际政治格局骤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下，从政议政，窥探政界隐秘，振兴经济，解读经济强人内心世界和致富之道，镜鉴他人，塑造自我，忌虚戒浮，求真尚实，匡救末世颓风，寻求人生楷模就成了普遍的社会心态，营构了为名人树碑立传的时代氛围。故从新新闻主义、政治黑幕小说到中国的“纪实文学（含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回忆录、人物专访等）热”的兴起就是历史的必然了。作为纪实文学家族要员的传记文学近年引起读者极大兴趣。《新华文摘》“人物与回忆”专栏和《人物》、《传记文学》、《名人传记》等刊办得严谨而有机趣。也出现了《孔子评传》、《鲁迅传》（林志浩著）、《徐悲鸿的一生》、《元帅外交家》、《瞿秋白传》、《沈从文传》等一批力作。 给多歧而泛化的概念以界说 传记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园地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是仅有的一方荆棘丛生的荒野。概念内涵、科学分类、美学特征等一种文体安身立命所系的这些问题还都未进行过认真讨论。《美国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是对一实际人生的记述”的定义因缺乏“文学性”三字而欠科学。《辞海》把传记分为两类，使用“一般传记文学”的术语，且将《史记》排除在“文学范围”外，也是含混不清的。至于著书为文者理解的多歧、铨释的泛化更带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把无文学性又充斥虚妄之说的《古列女传》，纯粹的军史著作《解放军将领传》，甚至《名人辞典》也包罗进来（郑源华《中国传记文学的非文学化倾向》），却批评其“非文学性”，岂非缘木而求鱼？ 愚以为传记宜分为三类：（1）历史传记：实录传主生平业绩的史学著述。包括24史中绝大多数《传》和略传、墓志、行状、诔文、年谱等。（2）学术传记：研究传主学术成就得失的科学撰著如《柳如是别传》、《茅盾的文学道路》等。（3）文学传记，即本文论析的对象。对它的真实性“歧义叠起，解释迥异”（吴秀明《论近年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我认为传记文学是报告文学式创作而非小说式创作，必须严格遵守历史或生活真实，重要细节亦不得虚构。安·莫洛亚所谓“既是历史专著，又是艺术作品”。尤其对政治领袖，影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有一画面：1976年江西宾馆服务员想看望一眼已重病在身的主席遭到保卫人员婉拒，老人觉察后面有愠色颤巍巍地站起来，出乎所有人意料，向远在门外的小姑娘大师傅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这一令人泪流无禁的生动细节是任何聪明作家的头脑虚构不出来的。传记作家要的是掘地三尺的扎实采访调查，而不是挖空心思去想象虚构。对其“文学性”的阐释也是人言言殊。唐韬先生“不过是要求文笔活些，生动些，不枯燥”远不够，许多科学著作亦不枯燥。这不是文字表达问题，而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传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是需要惨淡经营的。可运用除虚构外的一切文学手段，理论允许的至少有：（1）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情节的相对集中，场面的适度调动。（2）合乎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走向的次要细节及心理活动的合理想象。古人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在无录音机和驷不及舌的古代何以能写出人物的一颦一笑？皆作者“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管锥编》）如项刘之“彼可取而代之”与“为皇帝当如此也”。（3）真实而传神的肖像描写。不少作品读后或不知自己仰慕的人是什么模样或是作者巧言粉妆的英雄姿伟人相。而《米开朗琪罗传》实录了这位创造了《大卫》式美男子的大师却因“劳作过度，身体变形，背伛腹突而很丑陋”，以至“妇人的爱与他无缘”。增添了读者对其献身艺术精神的崇敬。（4）传主足迹所及的地域特别是故乡独异民情和景观的文学渲染。凌字《沈从文传》开篇列专章抒写了湘西剽悍的世风民性和闭塞的田园牧歌。 行文至此，还不得不对近年由《天网》引发的“真假莫辨，官司不断：纪实文学还能存在多久”的追问和有方兴未艾之势的“传记小说”谈几点看法：1、它是严肃而多虑的作家畏避官司自我保护无可奈何拣起的戈矛；同时是不严肃而妄为的文匠遮掩生活匮乏逃避责任感而特制的盾牌。同昙花一现随即销声遁形的“牛西红柿”式杂种“报告小说”一样，不符合中国国情，试图颠覆新闻的绝对真实和小说的艺术虚构形同冰炭的不相容性原则而不断招惹是非。2、有以“给死的冷冰冰的资料活的热乎乎的生命”（李辉《萧乾传》“后记”）为由，把有规有矩的传记文学写成不伦不类的传记小说，敢问：《史记》那么多资料，司马迁写出来是“冷冰冰”的吗？还有人搬出莫洛亚等传记三大家也不乏传记小说的权威论据为其扩张生存地盘，那就看看莫氏在《雪莱传》前言中对这里的“小说”理解同我们作家的任意虚构是何等悬若霄壤：“我与其写成一部历史著作，倒不如写成一部小说。诚然，书中所列事件无疑都是确凿的；而且在雪莱朋友们的回忆录及本人的书信和诗集里未予阐明过的一句话或一种想法我也决不妄加引用。不过我竭力把真实的素材按事情发展的逻辑整理得井井有条，给人一种自然清晰的印象，就像小说给人的一样。”中西不同文化心理对传记小说也是排拒的。西方轻历史真实而重抽象本质，甚至认为“历史事实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而我国史学传真纪实的道统沉积很深，民族史学意识浓烈，视治史为经国大业，用读史的眼光读传记文学。那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传记小说只能造成《读书》杂志载某君“读书自律”中“切莫轻信名人传记之类”的社会效果，可见传记文学失信于民久矣。《鲁迅传》已出了10来部，若第11部出版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读者仍有兴趣一阅。但即使名家高手突生玄想弄出本鲁迅的传记“小说”来，至少笔者是不屑一顾的。3、泱泱大国芸芸众生，审美意趣的多元性决定了传记小说有人写自有人读。但作为理论研究不可倡导。为捍卫传记文学的童贞和生命，不允许小说侵略和强暴，应把传记小说从历史真实的世袭领地中分离和驱逐出去——凡标明传记小说或纪实文学实则纪实小说者，不可用人物真实姓名。满腔正气的作家张平要么铁肩担道义真枪实刀写报告文学；要么不用“刘郁瑞和汾西”这真实人地名，写你的小说，谁要对号入座是他自己的事，法律无权干预。二者必居其一，你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