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文学革命初创期10年的散文倡导和创作，是一场有承传关系、有领袖人物、有外来影响、有理论主张、有创作实绩且影响深远的散文运动。其源头是清末“文界革命”，领袖人物为鲁迅、周作人。它挣脱旧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束缚，主张“言志”和张扬个性，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它重视白话散文的文学性，强调既要学习生动口语，更要研究语言的逻辑次序、结构关系、美感意味。五四散文运动作者多、报刊上散文栏目多、散文作品集多，各种散文流派已然形成。 【关键词】 议论纵横 汪洋恣肆 犀利泼辣 锐气逼人 雄壮气势 革新之举 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前空千古、下开百代的文学大变革。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之初的中西文化大撞击、大交流、大融和的背景上，这次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写作均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而在新文学的辉煌成果中，散文（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和以记叙为主的散文）的收获是极其令人鼓舞的。巡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散文创作，其成就之大，水平之高，实不让于其他三类体裁的作品。对此，胡适、朱自清、鲁迅、曾朴诸先生在二三十年代都作出过相当明确而肯定的评价，像鲁迅所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就是人们很熟悉也很有代表性的见解。特别是1931年，曹聚仁先生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更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由五四运动带来文学革命的大潮流，……弥天满地，都是新的旗帜，白话文代替古文站在散文的壁垒中了。就当时的情形看，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散文运动较为妥切。代表文学的，只有幼稚的新诗，幼稚的翻译，说不上什么创作；其他盈篇累牍的都是议论文字。[①] 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简直就是一场“散文运动”。虽然我们还不能认同曹先生这段话中对新诗、翻译以及其他文学品类成就的某种轻视意味，但他提出的五四“散文运动”的观点还是相当犀利而富于启发性的。顺着这一指点，沿着散文历史发展的路径寻觅，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文学革命初创期10年间的散文倡导与写作，在实际上确实可以看作是一场有承传关系、有领袖人物、有外来影响、有理论主张、有创作实绩且影响深远的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运动。 1 五四散文运动的源头是清末的“文界革命”。约一个世纪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面对衰颓的国运奋起图存，开展了变法维新运动。为了配合政治上的革新活动并宣传扩大其影响，他们在文学界也发动了全面的改良运动，而“文界革命”就是散文领域的革新之举。 梁启超是清末文学革新运动的中坚，“文界革命”就是他提出来的。面对当时僵死的八股文、凝固的桐城文和奢糜的骈体文在散文界的泛滥，他大声喊出了“夫文界宜革命久矣”的宏壮声音，给人们以极大震动。他声言“文界革命”的终极功利性目的就是要“觉世，觉天下”[②]，表现出磊落的襟怀与气魄。作为一位遍读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文坛精英，他不是像很多腐儒那样将自己禁锢其中，而是以相当开放的心态看待外国文学的长处。他说：“余……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谈》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之，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③]梁氏立足于中国的散文界，又借来“欧西文思”的武器，便开始了他的“文界革命”。 梁启超和他的同道者极力提倡的是一种区别于八股文、桐城文和骈文的“新文体”散文，它要具备“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④]的特点。这些主张正是吸收了白话口语与外国文学营养的结果，影响既深且远。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等就是一批“新文体”的示范性文章。这些文章以其“魔力”征服了知识界文化界，对旧思想旧文学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散文领域内造成了文体大解放的趋势，为10多年后的五四散文运动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因此，钱玄同充满感佩之情地由衷赞叹道：“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⑤] 2 鲁迅曾经说过：“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⑥]这段话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实际的。伴随五四文学革命而来的散文运动，便是清末“文界革命”遗产的直接承继者。这是这场散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所承认的。但五四散文运动又不是“文界革命”的简单重复，实际上后者只是对旧散文的“改良”，所以同是钱玄同，他在赞扬梁启超时也坦率地指出了其不足：“梁任公的文章，颇为一班笃旧者所不喜；据我看来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旧气未尽涤除，八股调太多，理想欠清晰耳。”[⑦]而五四散文运动则是从一开始便带着彻底冲破封建时代旧散文的樊篱，使自己迅速现代化的决心和力量登上20世纪文坛的。 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们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⑧]的文学进化观念出发，以旧文学语言形式上最严重的缺憾——文言为突破口，力主以白话代之，进而彻底否定整个封建文学。胡适提出了“八事”、陈独秀提出了“三大主义”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惊世骇俗的变革主张，高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高一涵等纷纷起而应和胡、陈的振臂一呼，声势汹涌，经过与守旧派的激烈论战，在当时中国文化大变动的背景下，文学革命终于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