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几年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兴趣。不少学者认为马恩的“世界历史”观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拟从整体观、发展观、关系论三个方面谈谈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启示。 1 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整体观，即从宏观的角度，以全球的眼光，从世界的总体特征上来把握各个民族和国家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从而把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与它的过去鲜明地区别开来。马恩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②]，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③]。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不再是各自分散的文明史的堆积，它是世界自身有规律地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文化整体。这一整体发展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是物质生产的进步。正如马恩所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④]这就把对世界历史的分析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其成为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恩的整体历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颇有启示：既然世界历史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历史，中国历史无疑属于这一整体的部分而具有相同的特质，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之一的文学史自然就是一种具有整体性质的文学史。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循此思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旧格局和新出路。过去，中国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文学，一直被切为三大块。近代：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前夕的文学；现代：“五四”前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学；当代：1949年10月至今的文学。这种分期的理由是：近代文学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完全一致，把对文学的政治属性判定等同于文学史分期。应该承认，在文学史分期中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学的政治属性与意识形态意义，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密切联系。但绝不能把文学史分期等同于革命史分期，因为文学除了它的政治与革命意义以外，还具有其它意义：文化的，民族的，时代的，人类的等等。把20世纪中国文学切为三段在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弊端越来越明显。至今，国内尚无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都是分段史。对各段的文学研究愈来愈细，而对其总体特征却缺少深入研究。在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只有分段教材、分段专家、分段教师，虽然近几年在学科设置上有所改进，但仍是一种简单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拼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科面貌。有的学者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框架，有的学者试着编纂20世纪文学思潮与理论批评史，可三分法的痕迹依旧很重。尤其是大部分教师和研究者的学识结构和整体水平更需要相当时日才能改进和提高。 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这种“划地为牢”式的研究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格局的影响有关。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相对封闭自足完善的系统，其运动规律与政治变迁、朝代更替基本吻合，很少受外民族文学的制约，中国本土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都被汉文学不同程度地同化了，影响文学发展的最大力量便是政治危机所导致的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朝代一种文学，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文学各有其鲜明的历史特征。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则自有其发展规律。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政治性质与社会革命的背景虽然不同，但其总的文化背景相同：中国被强行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时代中心任务相同：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独立自主，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改革宗旨相同：从古典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形式中解放出来，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发展；文学总体特征相同：用不断改造、逐步完善的白话语言表达个人和民族的情感，既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容，又蕴涵着对超越民族与时代的人类共同性问题的思考。如果再深入考察，还可以在文学形态、文学理论、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文学风格等方面梳理出更为细致的共同特征。只因为我们在相当长一个研究时期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缺乏自觉的总体把握，才导致了现有的分散格局。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的格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来确定，因而必须警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规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潜移默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起步晚，第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如王瑶等本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在50年代初转向研究现代文学，受古典文学研究格局的影响在所难免。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受其特殊的政治文化思潮的制约，自然会把现代文学史与现代革命史密切相联。但对于我们这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如果再沿用旧的研究格局，致使中国现代文学不能加入世界文学大合唱，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因而，消解过去“三分法”的研究格局，用“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相对中国古典文学而言）统称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学，把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是势所必然。 2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马恩此处所说的“文学”，其实可理解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区别于物质生产的狭义的文化。这就是说，所谓世界历史，不仅指物质的生产，还包括精神的生产，也即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精神产品的生产。作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文化，有别于20世纪之前各民族历史文化，其显著的特征是民族的相互往来与依赖使其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纵观20世纪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会发现，马恩的论断不仅是对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科学总结，而且具有深刻的预见性，揭示了20世纪甚至到下一个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历史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