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对新诗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把中国新诗从“摹仿自然”阶段推向“表现自我”阶段，并借助泛神论加强了新诗“表现自我”和反封建力度；使“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成为新诗艺术的精魂和生命线及郭诗超出同代诗人成就的所在；郭诗的活跃丰富、大胆奇特的想象，提高了新诗的素质，其浪漫主义的主色调和象征的精义，扩大了诗歌的精神内涵，进而创造了“女神体”的新诗体式。 作者龙泉明，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邮编：430072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成就不仅支撑了整个创造社诗人群，而且照亮了整个五四新诗坛。他不仅“代表五四以后最早也是特出的浪漫主义诗潮”，而且也是中国新诗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在五四时期，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中国新诗坛、参与诗歌创作的。他的《女神》一问世，就急遽地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胡适的时代”，开一代诗风，引领着新诗走上新的里程。五四诗歌革命，只有到了《女神》“异军突起”，才充分显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威力，新诗阵地才有了主将。《女神》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崭新的浪漫主义审美意识，恢宏的诗歌创造才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郭沫若的《女神》及其后几部诗集真正地实现了五四时代所要求于新诗的情感的大解放和诗体的大解放，创立了自由体诗的格局。它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美学原则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达到五四时期中国新诗主潮的顶峰，为中国新诗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一、郭沫若力倡“主情主义”，强调内心情感、情绪的表现，从而把中国新诗从“摹仿自然”阶段，推向“表现自我”阶段。从此，一种新的诗歌美学观开始建立起来。 以胡适等人的白话诗为开端的中国新诗所努力的目标，主要是打破旧诗的镣铐，创造一种白话的无拘无束的新诗，至于这种新诗内在的质素到底应是什么，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胡适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它属于“摹仿”——一种过时的陈旧的理论之范畴。然而对于五四初期的中国诗坛来说，它却是崭新的东西。在这种诗歌观念的影响下，五四初期的白话诗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带着“摹写自然”的倾向，很多诗都是对自然景观和社会现象的描摹，缺乏诗人的自发性和创造力。对于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来说，它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意绪的流溢。如果说胡适等人的初期白话诗仅仅还停留在“摹仿自然”的阶段，那么郭沫若的诗歌则进入了“表现自我”的阶段，它是对前者的超越[①]。 郭沫若明确提出“情绪说”或“自我表现说”。他认为，诗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现”，因此“情绪”高于一切，“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②]。他在1920年1月18日写给宗白华的信中激情地宣称：“我想我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hain（曲调），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旋律），生的颤动，生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郭沫若的这种理论导源于卢梭、歌德，更与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十分接近。早在1798年华兹华斯就给诗下过这样的定义：“所有的好诗，都是从强烈的感情中自然而然的溢出的。”[③]在一定的程度上，郭沫若发展了华兹华斯的偏颇之处。尽管如此，对五四新诗理论及创作来说，它显然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和反叛。在这种诗歌观的指导下，郭沫若创造了和“摹写自然”迥然不同的“表现情绪”的诗歌。他这种诗与早期白话诗相比，不但有了诗才，更有了“诗魂”，即首首都是他的血，他的泪，他的自叙传，他的忏悔录。虽然，郭沫若和五四时期的新诗尝试者们一样，喜欢用自然作为自己诗歌的原料。然而，郭沫若笔下的自然已经在自然景观中流溢着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是诗人情绪中的自然，或者说是诗人在自然中的情绪。因此，在郭沫若的自然为题材的诗中，就有了更多的“自我表现”成分，有了较为分明的主体形象。这样，郭沫若的诗歌观及其创作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中国新诗由“以物观物”向“以心观物”的转移。中国新诗到郭沫若才真正塑造了主体形象，才真正具有审美意识的主体性，中国新诗才真正跃进到现代化的行列。郭沫若的这种特点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女神》中。 二、郭沫若借助泛神论，“展开了一个辽阔而丰富的新的世界”，开拓了新诗宽广的领域，加强了新诗“自我表现”和反封建的力度。 朱自清曾经指出，在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新诗中“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一样是泛神论，一样是“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④]泛神论以反对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为其特征，它与“静的忍耐的文明”的产物——佛学是对立的。在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标志，就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垄断诗坛，与此同时，还有儒学和佛学影响的明显削弱和泛神论思想的崛起。严重束缚人的个性和欲望的儒学首先被当作攻击的对象，自不消说，而诱导人们远离人生、远离现实、寡欲清心、无爱无嗔，要求人们泯灭任何个性、遏制任何本能欲望的佛学，也必然在排斥之列。而人们所找到的与儒学特别是与佛学相对立的思想武器，就是泛神论。与儒学与佛学相比，泛神论超越了具体的偶像崇拜，认为一切自然皆是神的表现，主张“本体即神，神即万汇”，也就是说，泛神论把个人的主观之力充溢到整个宇宙，使之与宇宙的超自然力融汇为一，从而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无疑，泛神论作为一种鼓励人们勇于实践、勇于抗争的积极哲学，为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解放思想、解放自我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