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也是一代国学大师。在国学研究方面,他不仅有一系列博大精深的国学研究成果传世,而且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国学思想,形成了完整深刻的国学观。学习、宣传他的国学观,不仅有助于认清五四以来关于国学问题的纷争,而且对于今天以唯物史观正确地了解“国故”、认知“旧学”、评估“国粹”,进而正确认识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国学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 国学,亦称中学、旧学、国故等等,凡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皆在其范围。由衷地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是郭沫若国学思想的鲜明特色。 中华古国拥有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一部文化进化史”早在30年代,当西化论调甚嚣尘上之时,有些人就沉醉西风,蔑弃故我,认为中国固有文化“本无光荣之可言”。对此郭氏针锋相对地指出:总体而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决不是不光荣的,因为:“我们五千年来的生生不息的一部文化进化史,便是充分的证明。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各种民族的文化,尽管有兴有替,有盛有衰,或则曾光荣一时而永远销声匿迹,或则突经外患而一蹶不振。但我们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了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①a]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它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传统,可以同古代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比肩而立,成为独具特色的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②a]。50年代初期他又指出:“几千年前以来,我们的祖先定居在亚细亚大陆东部的温带地区,发展了创造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绵延不绝地不曾中断,文物和史籍之多,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这些都是勤劳而有智慧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替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不仅应该加以尽心的爱护,而且应该加以很好的整理。”[③a] 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与培养爱国主义情怀有密切的关系。早在郭氏之先,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就曾经深刻指出:“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也。”[④a]章太炎亦有言:“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不之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⑤a]从青年时期便萌“唤醒睡狮”之志的郭沫若,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无比热爱,他认同先贤的这些见解,更明确地指出:“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①b]不难看出郭沫若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深深依恋的情结,这是他毕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国学、阐发国学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对于中国的书不读,是最要不得的”在一切文化现象中,只有语言和文字这两种遗传代码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基本信息,而图书典籍就是它们的物质载体。排斥先人的文化典籍就无异拒绝文化传递。五四时期有人否定中国古代典籍,提出“不读中国书”;这种提法虽有一定的针对性,终归是一种偏颇之见、非理性之说。郭沫若诚恳地忠告学人:“我们是用中国字、中国语言学东西的人,对于中国的书不读,是最要不得的。五四以后有些人过于偏激,斥一切线装书为无用,为有毒,这种观点是应该改变的。”[②b]结合他本人的经验,他自几岁开始就诵读“四书”“五经”,十几岁以后就接触先秦诸子,青年时期以后又深研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他自称:“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我都作了尽可能的准备和耕耘。”[③b]郭氏读了那么多古书,不但“只有好处”,并未“中毒”,而且使他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学贯中西,成果超人。 郭沫若对“中国书”很有感情,极其珍重,颇多好评。在经书方面,他说:“儒家的经书,一提起来大家都感觉不时髦,落后,甚至反动,其实‘六经皆史’,前人早就说过。我们把来作为史料看,正是绝好的史料。”[④b]在史书方面,“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家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二十五史》中的“前四史”,“中国学者都应该读”;《国语》、《战国策》也值得“选读”。在哲学著作方面,《论语》的“简练和精粹”,无论如何也是必读的书;《老子》那样“精粹而韵致深醇”的作品,在别的民族的古代是很少有的;《论语》和《道德经》在先秦哲学典籍中“可称双璧”。在文学作品方面,《诗经》的价值是“永不磨灭”的;《楚辞》中的某些作品简直可以“惊为神工”;《庄子》与《文选》对于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依然值得一读”;至于“唐人的诗,宋元以来的词曲,明清的小说”,应该多读[⑤b]。郭氏的这些论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表现出他对祖国文化典籍的热爱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期望。“抛尽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这是明代王守仁的两句诗,郭氏很喜欢,并赋予它更深刻的含义,多次加以引用,以便提醒人们,不要数典忘祖。 二 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世者无虑数十人,所谓“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⑥b],成为国学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