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 主题词 “寻根文学” “乡土文学” 民族文化意识 台湾 Taiwanian ‘native literature’in comparison with ‘search-for-roots literature’in Mainland China Wu Yiqi （College of Scientific Research,Shantou 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is adopted to make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ian‘native literature’in the 1970s and ‘search-for-roots literature’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mid 1980s from various angl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imes,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and between literatureand culture. Subject terms ‘search-for-roots literature’‘native literature’cultural ideology national Taiwan 对“寻根文学”，尽管在80年代中期曾经为它的名实进行过一番颇为热烈的争论，但是，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来说，在当时它还是有着大体一致的指称范围，因而也并不妨碍当时以及后来人们在评述这一文学现象时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名称。而对于“乡土文学”，我们就不免感到有些为难了，这是因为，虽然同样称之为“乡土文学”，但由于地域和历史诸种原因的不同，却使得在大陆和台湾的文坛上呈现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而且，这里还存在着双重的困难：一是大陆文学界习惯上所认定的“乡土文学”与台湾的“乡土文学”各各不同；二是台湾的“乡土文学”本身也存在着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与70年代的“乡土文学”的区别。而这些方面的或大或小的差异，则使我们在使用这一名称的时候难免产生彼此相互混淆的麻烦。为此，我们的论述还得从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的渊源说起。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或许还记得，在20年代初期的北京，曾经聚集着一群为战乱所驱为生活所逐而离乡背井流徙北来的青年作家。他们没有像一代文学大师鲁迅那样以思想启蒙为己任，执着于国民性的探讨，没有像文学研究会诸君那样借“问题小说”以探索人生的意义，也没有像郁达夫他们那样在“身边私事”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写时代的流患和病态，而是在“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结合着自己的身世遭逢，将关怀的目光投射向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领域——故乡上去，用诚挚、伤感的笔触，真切地向人们展示出自己遥远故乡的特殊生活风貌。由于这些青年作家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倾向，也由于他们的作品所独具的乡土生活气息，从而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因而，鲁迅先生在为集五四新文学十年实绩之大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小说二集”时，就特意收录了这样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在该集的《导言》中将其称之为“乡土文学”并写下了那段著名的理论文字，这也是文学界、学术界所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乡土文学”最早的理论阐释。正是由于这些青年作家的努力劳作，也是由于鲁迅先生的肯定和宣扬，“乡土文学”随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坛所接纳的，有着自己鲜明特色的文学流派，并且以其独具的、顽强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地蕃衍影响至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大陆本土文坛上，“乡土文学”虽然随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变更而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变化，使得由鲁迅先生早先所给定的经典性解释也难以完全符合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实际。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它所具有的乡镇生活、乡土气息、地方色彩与风俗画面的种种特点，却仍然“秉性难改”地流传下来，也因此使得4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乡土文学”无论是在作家对生活的取舍，作品的思想倾向或精神内涵等方面，较之于同一时期的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历史题材等）的文学来说，其间的政治性（相对于当时现实的政治要求而言）和民族性（相对于异族文化的同化方面而言）并不十分明显。或者，换句话说，40年来大陆本土的“乡土文学”并不像其它题材领域一样以政治的诉求或保持民族自尊作为它的终极使命，它只是默默地以其朴拙的乡野气息和强韧的生命力存在着流传着。然而，恰恰与之相反，在海峡对岸的台湾文坛，现代“乡土文学”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强烈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政治意识和反抗异族文化同化的民族意识，而所有这些，则是由台湾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所决定的。 台湾历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可是由于其处于祖国的“东方前哨”的特殊战略地位，历史所赋予台湾的命运却是十分不幸的。早在17世纪初中期，台湾就曾沦为西班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直到1662年，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率领下，台湾军民奋起抗击，赶走了荷兰侵略者，台湾才又重回祖国的怀抱。19世纪末叶，甲午战争失败，一纸《马关条约》又使台湾成为远离祖国母亲的“孤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从1895年起至二次大战结束，前后长达半个世纪，日本殖民者从它统治台湾的那天起，便有意地对台湾人民进行全方位的殖民统治。尤其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他们为了达到其长期霸占台湾，最终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更是加紧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实施“皇民化”运动，强蛮地禁止台湾人民使用中国语言文字，规定日本语为台湾的“国语”，其狼子野心是十分明显的，即不但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制服台湾人民，而且还要从精神文化上彻底剔除台湾人民的民族观念民族意识，从而“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化”了的“全新”的台湾。面对着侵略者野蛮残酷的政治军事压迫和阴险恶毒的精神文化统治，台湾人民也针锋相对地进行着两条战线上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抗争。而“乡土文学”就是台湾的文学知识分子从精神文化上反抗殖民统治的一面旗帜。从被誉为台湾“现代乡土文学之母”的赖和到杨守愚、杨云萍、朱点人，从自称为“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杨逵到吕赫若、张文环、吴浊流等等日据时期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他们不论是直接揭露控诉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残酷野蛮的统治，还是隐晦曲折地讽刺嘲弄统治者的贪婪嘴脸和丑恶本质，不论是描写反映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还是抒发台湾人民爱乡爱土的炽热悲痛情怀，其间所贯串始终的一条思想红线，就是对殖民统治者的无比憎恨和对家园乡土对祖国民族的深深挚爱。而实际上，他们这些作品中的“乡土的”“台湾的”，其实就是“民族的”“中国的”的同义词，只不过是逼于环境的险恶，他们不能公开地揭起“民族”的大旗去与统治者明白相对，只能隐晦地以“乡土”为号召罢了。可以这样说，日据时期台湾的“乡土文学”虽然也同样有着起源于中国大陆五四新时期的、为鲁迅所界定和评价过的“乡土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特点，但是，就其终极的文学旨归，也即是它的真正的文学使命看来，却显然不同于二三十年代大陆的以乡土色彩民俗风情和“隐现着淡淡的乡愁”为其基本特色的“乡土文学”。它是由半个世纪以来惨痛的殖民经验所激发产生的，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色彩的文学，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反抗“皇民化”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的“民族文学”。从精神文化内涵上来说，则是彻底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本位观念的具体显现，是一个与殖民统治者所鼓吹的“皇民文学”绝然相反对立的民族文学的口号。而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正好在这一点上跟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精神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台湾70年代的“乡土文学”，正是日据时期“乡土文学”的精神赓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