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慈禧全传》,6卷8册,2,698,000字,誉满海峡两岸和世界华文文学界。《慈禧全传》之所以成功,高阳的艺术工力深厚,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我认为,《慈禧全传》的成功,关键在于高阳具有新颖、独特的慈禧观,因此《慈禧全传》中的慈禧形象既不同于《清史稿》中的慈禧,也有别于《清宫历史演义》中的慈禧,真正是黑格尔老人说的“这一个”。 (一) 在中国历史上,女后秉政的,著名的有汉初的吕后,唐初的武后,宋代的章献刘后、宣仁高后,晚清的慈禧。不过,吕后、武后、刘后是在汉、唐、宋的上升时期秉政,高后是在太平时期秉政,惟独慈禧是在清王朝的下降和战乱时期秉政,秉政时期又最长,达四十八年(1861—1908),而且随着南宋以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重男轻女已深入人心,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慈禧秉政的阻力可以想见。然而,奇怪的是,终慈禧之世,她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政权。民国成立后由清朝遗老们所撰写的《清史稿》,在《后妃传》中给了慈禧以最多的篇幅,对慈禧的评价仍然是赞声不绝:“同治初,寇乱未弭,兵连不解,两太后(按:指慈安、慈禧两太后,实为慈禧一人专政)同心求治,登进老成,倚任将帅,粤、捻荡平,滇、陇渐定。”在《穆宗本纪》二的末尾,又说“穆宗(按:即同治帝)冲龄即阼,母后垂帘。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伐平,中外七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还是为慈禧说好话。即使在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冲突问题上,《清史稿》的编写者们也是右慈禧而左光绪:“德宗(按:即光绪帝)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燥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沄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之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德宗本纪》二)让光绪承担主要责任。可以说,这是清王朝遗老们的慈禧观。 及至民国成立,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慈禧则被认为顽固保守、丧权辱国、奢侈腐败、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晚清的国耻,概由慈禧负责。史家写晚清的历史,也都是本着这一慈禧观来认识和评价慈禧的。 高阳在收集、研究了大量晚清史料及有关慈禧的史料以后,他既不同意晚清遗老们的慈禧观,也不同意民国以后的慈禧观,而是形成了他特有的慈禧观,并以此来指导《慈禧全传》的创作,塑造慈禧的形象。 (二) 首先,高阳认为,慈禧果断、能干,工于心计,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她始终是胜利者。 在《慈禧全传》中我们看到,咸丰帝去世时,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才二十七岁。咸丰帝深知懿贵妃的为人,预测她会在他死后弄权,所以他在临终前对肃顺交代:“除了尊敬皇后(慈安)以外,你还要保护皇后,这件事不容易。懿贵妃将来一定要爬到皇后头上去,你要想办法制止。”“总之要防着她,可也别太过了。”肃顺担心:“皇上万年以后,倘有人提垂帘(听政)之议,奴才不知该当如何?”咸丰回答:“我也想到过这个。本朝无此制度,我想,没有人敢轻奏。”作为对懿贵妃专权的防范,咸丰帝让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等八人为顾命大臣。懿贵妃的处境很不利。然而她处变不惊,内结皇后,外联恭王(奕,咸丰帝的兄弟),一下子把局面翻了过来。她向慈安提出:今后举凡上谕、廷寄、放缺,“太后的那颗‘御赏’印盖在起头,我那颗‘同道堂’印盖在末尾,两颗印少一颗也不行。太后,你看这么办,可使得?”“使得,使得!”慈安站到了慈禧一边。而后,她又和恭王密谋在肃顺扈从咸丰梓宫(灵柩)回京途中将肃顺逮捕,夺得了主宰时政的先机。再耸恿臣下提出两太后垂帘听政,终于实现了由她和慈安共同秉政实际由她专政的预想。在这场斗争中,慈禧心狠手辣,快刀斩乱麻,比起她的政敌肃顺一伙来,确实高出一筹。就当时的政治倾向而言,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比慈禧、恭王更昧于世事,如果让他们执政,清王朝将更快垮台,而且有可能被列强瓜分。所以,对于这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高阳的同情在慈禧这一边。在戊戌政变时,慈禧更是当机立断,对光绪帝实施软禁,对“六君子”残酷镇压。但在高阳的笔墨描写中,他的同情已向光绪这一边倾斜,而对慈禧给予鞭笞了。不过,高阳对慈禧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的魄力和能耐、策划和心机,还是欣赏的。 (三) 其次,高阳认为,慈禧知人善任,办事效率高,在镇压人民起义的血腥事业中,为清王朝立下了大功。对于外来列强,慈禧也不是一味求和,出于争强好胜的性格,慈禧是主张抗御外敌的,只是在抗战屡次失败以后,慈禧才视外敌如虎,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高阳在《慈禧全传》中给慈禧摘了投降派的帽子。这一观点,未必为新中国史家们所认同,但确是高阳对慈禧的新发现。 高阳描写慈禧一上台,即把镇压太平天国作为头等大事。她明白,依靠满族将领来枚平太平天国已不可能,便信任和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放手让他们在与太平天国对敌中施展才能。但是,慈禧对曾、左、李也绝不“奖励过当,难以为继”,“觉得这确是驾驭人才的一个要诀”。慈禧信任、重用曾、左、李等汉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她除了看准他们的才具外,还看准了他们对清王朝的忠诚和处事谨慎。“这三年来她把曾国藩的奏折看得多了,字里行间,另有一番认识。曾国藩这个人最谨慎,总记着‘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功名太盛,唯恐遭忌,金陵克服,推官文领衔会奏,就可以看出他的戒慎恐惧之心。目前又亟亟乎裁遣湘军,为曾国荃奏传开缺回籍养病,处处显出急流勇退的决心。”左宗棠、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性格不同,修养有别,但对清王朝的忠心并无二致。慈禧重用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信任李鸿章平定捻军,依靠左宗棠镇压“回乱”,取得了“同治中兴”的名声。“同治中兴”实际上也就是“慈禧中兴”,是慈禧使清王朝一时“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