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西方女权运动，以躁切的反抗性，提倡男女平等，这当然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却也产生了副作用。因为这是抹煞性别差异、强求一致的做法。这就导致女性被男性同化。出于对上述偏差的反思，女权主义者们开始强调性别差异，并着重指出，性别化绝不意味着性别上的等级化。男性特点和女性特点都应予以充分发展，它们并无优劣之分。通过这样将男女的各种不同特性等价化，人们正在致力于男女待遇的平等化。近几十年来，在我国，“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政治口号，不加分析、不予区别，获得了绝对的通用性。这使中国女性，普遍存在着男性化的现象。而女性作家，更是在权益不平等而成就期待“平等”（其实也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平等”）的情况下，出于拼搏抗争的需要，必须违反女子天性中的柔弱、细腻、敏感、多情，变得强悍、粗糙、麻木、冷峻……，总之，她们事业上的成功，往往是以牺牲女性本能、一定程度地雄化为代价的。在我国当代文坛，以女性魅力见长的作家，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张洁、张抗抗、宗璞、茹志鹃、铁凝等，而程乃珊，应该说也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员。 程乃珊在“雄化”的大潮下，能够幸免于难，原因颇多。首先，她从小受的教养，使她形成了“中西合壁式”的人格类型。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相对文明开放的态度，中和了东方封建专制的禁锢、压抑，使她那女子的天性，得到较为正常的显露和舒展。其次，家庭虽是社会对个体施以社会化大工程的基本单位，却也是抵制意识形态渗透、具有家族自我保护作用的堡垒。程乃珊的家庭对于“左”倾政治观念，也具有这种功能。乃珊的母亲就曾顶着社会舆论的非难，“一意孤行”地要把她造就成一个“淑女”。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使社会对女性的定向压力，在程乃珊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最后，程乃珊所属的“蓝屋族”，前三十年是被打入“另册”，在社会上处于隔离状态的，很自然地，她对那种过激性的政治狂热，持冷眼旁观的态度，没有为时代风潮所裹挟，对于“视女性生理、心理特点为女人弱点”、“将女性化等同于非无产阶级化”的教条主义时尚，在内心（外表且不论）不予认同。因此，较完好地保持了女人的天性。不同作家的创作在风格上的差异，说到底来自他们主体性上的差异。程乃珊作为创作主体，她那毫不遮掩的女性风貌和心性，形成了她的作品中明朗的女性风格。 （一） 性别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男性较为理性化，更多地偏向于逻辑思维，想象也多具有逻辑性；女性则更为情感化，她们的心理感受性比男性强，情感也更丰富、细腻、深沉。这种心理上的性别特征，在程乃珊身上表现得十分显著。与一般女性相比，她格外地多情善感。她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当你回忆往事时，你会不会有那种震憾心灵的激动？一种油然而起的眷恋以及头发丝样细腻的回忆？你很想向人倾诉一番吗？你有无一件惟有在夜深人静之时，你才愿意细细咀嚼回味的往事？假如没有的话，我就直言不讳地奉劝你，舍弃文学之路，另谋成才之路吧，我并不是说这是因为你的生活积累不足，而是因为，你可能还不具备一颗敏感多情的心，而缺乏它，犹如在攀登山岭时，缺乏一根结实的手杖！”（程乃珊：《我的起步》见《东海》85年第1期）她本人是有这样一颗“敏感多情的心”的。因此，虽然在一般人看来，她的生活范围很狭窄、个人经历极简单、生活过于平稳，这些不可避免地给创作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客观条件。但是，主观上，那些感受性差的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茫无知觉的小事，都会激惹起她很大的情绪反响、留下深刻印象。当构思《穷街》这个中篇小说时，她原本想写来自穷街的一个女大学生的自杀事件，可是，写出来却走了样儿。原本以新闻性、轰动性、刺激性题材招来读者的却为生活化的、实感强的、充实厚重的作品，即，为更具普遍性、现实性、深刻性的作品所取代了。为什么会“跑题”呢？程后来回忆说：“当我写下《穷街》的标题时，犹如扳开了水闸的阀门，当我一写上‘穷街’两字，那些蜘蛛网般延伸开的，灰蒙蒙、湿漉漉的路面，连同那些因为窄小的住房无法容纳他们日益长大的身心而不得不在路面上闲逛的我的学生们，竟那样栩栩如生地涌现在我眼前。由于他们，那灰黯的穷街，也因以充满了生气和希望，于是我改变了初衷，隐去了原来准备实写的自杀事件——这毕竟是罕见的，而把原先准备作活动背景的人和事，推到前边来。写着写着，我终于发现，尽管我一再抱怨甚至诅咒我的工作环境和对象，但是，我是挚爱着这一切的。”（《穷街使我成熟——谈中篇小说〈穷街〉的创作》，见《文汇报》84年10月20日）我们看到，由于程乃珊的感情敏感而活跃，它和生活特征的碰撞率契合率就高，于是，即使是那些平凡的人、琐碎的事，也会在她心中烙下一道道痕迹。到了适当时机，这些心理印痕会被激活，成为蜂拥而至的素材。程乃珊对穷街的中学，对那里的老师和学生，甚至对学校里的桌椅板凳，产生了“挚爱”的感情。 程乃珊是极易感受的，难免因感而生情，于是，她常常因心灵被触动而留下一个个情绪记忆，就像在心田埋下一颗颗成活率高的种子。既然她情绪的强度和发生的密度是大大超过常人的，她的情绪记忆的库存量也就大大超过常人。而情绪记忆是艺术想象的腾跃所凭借的跳板；作品是对情绪记忆的重新组合和加工制作。她的不少作品，简直就是她的情绪记忆的直接衍生物。象她的《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和《山青青水粼粼》两篇，基本上是真人真事敷衍成篇，属于零散的情绪记忆之简单连缀，《摇》篇近似于“形散而神不散”的纪实散文，收集了旧时情愫的花絮，蕴蓄着对外公外婆温馨而又悠长的缅怀之情，怀旧气氛很浓。《山》作则有乐曲那样单纯而又充分地传达感情的功能。它是作者美妙的少女时代的一首挽歌。在这篇作品中，汇集了程氏少年时关于“初恋”的一组情绪记忆。它记录着少女情窦初开时对异性的敏感和渴望，复现了青春少女的心灵震颤。《摇》和《山》这种自传式纪实体的作品，固然主要借重于以往的情绪记忆，其它很多作品，也是在情绪记忆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只不过加工的程度不同，多数篇什，属于“深加工产品”。 （二） 通过对两性差异的心理学研究，人们得知了男女双方在观察上的不同特点。男性对社会事件（世界上的风云、国内的大事件）的知觉较女性敏感且深刻，对切近的生活的观察，则是粗陈梗概式的，忽略细枝末节。而女性的心思细密周致，能捕捉到蛛丝马迹，能区分出微小差异、觉察出微妙之处。也还由于女性生活范围、实践内容、活动方式的限制，女人往往注意那些会成为男人盲点的生活琐事、人际关系的微小表征、仪表风度的细节，并留下深刻印象。再加上女子的“机械性记忆力”远远强于男子，所以她们无意中记住的，往往也是这些零星小事。女性的观察，不停于这些个体化、生活化的表面细节，还透过它们，直觉到核心和实质。就是说，女性的直觉特别发达。所谓直觉，就是在感性直接观照里同时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人们俗话所说的：“一眼看到骨头里”，女人就特别具有这种直觉能力。正是在大量的类似事实的基础上，发展了的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非理性、男人的逻辑推理和女人的直觉判断，不仅没有正误之别，而且没有高下之分。 女性风格显豁的女作家，不仅会本能地流露出女性的心理特点，造成非自觉的女性创作风格，当她们成熟后，还可能自觉发挥女性优势。首先她们目光的侦察，能抵达男性目光的死角处。其次，她们依据外部行为与内心世界的对应性，通过对外部生活的观察，达到对人的心灵的测度。尤其是能见微知著，以外部点滴的行为表现为征兆，透视到人物深潜幽陡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她对于“人们的谈吐举止的方式怎样曲折地透露其内心世界”有专门的研究。或曰：她对于“身态语言学”造诣颇深。何为“身态语言学”？它是一门较为新兴的学问。它认为：手势、姿势、面部表情是先于语言的更原始的交际手段。它并未为语言交际方式所取代，而是作为辅助手段保留了下来。虽然是辅助者，但是更基本更真实的。当人的言语被用于文饰自己、掩蔽内心或进行误导时，他下意识的身体语言，却泄露了他的真实意向。程乃珊是“身态语言学”非自觉的研究者、无师自通者，也是其习惯语汇的辞典编篡者，这方面的事便数不胜数。在《风流人物》中，原私方厂长叶信义的儿子叶子杰，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劳动多年后，在父亲看来，成了粗野和没有教养的，但已40多岁，看来已“不可造就”了。作品中插有一个“子杰吸烟”的细节：“为了品出味，他狠狠地吸了一口，以至发出‘咝’的一声，父亲的眼皮很细微地抖动了一下，子杰已经感到自己那‘咝’的一声，让父亲很不舒服”。看来，作父亲的，主观上是想要不动声色的，可心理上的嫌弃总不是完全隐藏得住的；更何况，局部肌肉的震颤，是一种自动的条件反射，是在人的意志力控制之外的。一个小小的体态表现，曲折有致地道尽了叶信义之极其厌恶又尽量克制，却又终归克制不住而有所流露。叶信义固然是需要过细刻划的主角，而对那些无足轻重、一带而过的次要人物，程也悉心传达其举止神态之可咂摸的意味。在《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中，上学时间到了，翁豪威上高中的儿子，还在后门口和邻居家的一个女孩谈天，被翁断然止住。“女孩拍拍屁股起身，似乎猜到他在窗口注视着她，她甩一下剪得笔直的头发，双手插入鲜亮的嫩黄色牛仔裤兜中，甩动着浑圆丰满的臀部一步一颠地走了”。这种习惯成自然的步态，显示出下意识的性诱惑和性挑逗心理，难怪翁豪威私下忖度：“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但就这短短的一刹那间，他已觉得她远不是初出茅庐了，这样的女孩搁哪儿都会有麻烦……”这类例子，在程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可见，她善于捕捉人物在音容笑貌和谈吐举止方面的些微信息，以小见大，人物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泄露出他们的深层意蕴和潜在本质。程的女性直觉，使她对外在特征的感受能力，和对内在本质的领悟能力，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