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通常都是被当作“新写实”作家来谈论的。而新写实小说对主题的消解、对故事的淡化、对原物原汁的日常生活的偏嗜，都直接导致了小说内容的“原生态”。琐碎的生活细节的铺排成了小说内容的主体，结构安排上即是所谓生活流顺时序的自然流动，只求自然而无须考究，甚至可以说精巧的结构正是新写实作家所回避的，因为那难免与其生活化的总体特色有些不协调。如此，“新写实”作品似乎与“内在结构”不大有缘。 然而“不料主义的阔脸总有狡诈之色”，[①]刘恒可以被纳入“新写实”的麾下，但他十数年的创作恐怕远非人们最常提到的《伏羲伏羲》《白涡》所能说尽。我以为在注意其创作与新写实思潮同一性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个性；在注意几篇出色作品的同时也应研究其创作的一贯性、系统性。本文正试图从内在结构方面考察其创作的独特风格及深刻内蕴。 我以为刘恒与其他新写实作家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不醉心于生活的零碎，而热衷于故事，他明确宣称“有哪几篇小说不是讲老掉牙的故事呢？”[②]有故事就不能仅仅注重“过程”，它还需要结局。对死亡结局的偏好成为刘恒小说最显目的外在共性。或必然或偶然，或自杀或他杀，死亡总是刘恒小说人物的常见结局，侥幸未死的也总是以实际的失败作结局。这太多而相似的结局使刘恒在仅注意“过程”的新写实群体中显得卓尔不群，在许多新写实作家那里，“结局”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省略，因为其明显的人为性主观性有碍于“原生态”也有碍于“情感的零度”。而对于刘恒小说结局却至关重要，正是这些相似的结局使其小说具备了深层寓意，也使其简单的线性结构复杂化，从而有能力负担作品的深层内蕴。表面地看，刘恒小说也同样没有复杂精巧的结构，内在结构主要来自于人物行为的动机与结局之间明显的背离。他的小说人物总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在各式各样动因的驱使下积极地消极地挣扎奋斗，在本质上这些努力的动机都是向“生”的，都意欲在或高或低的层次上实现生命的价值，而结局都是异常一致的死亡或失败，这种动机与结局之间的逆向性也就形成了小说逆向的内在结构。 刘恒小说逆向性内在结构有三种表现形态，首先表现为“求生的动机与死亡的结局”，这是其小说最常见的一种内在结构形式。《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连环套》、《陡坡》、《东西南北风》、《黑的雪》、《虚证》皆属此类，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即是小说主人公常处于一种匮乏状态，追求这种匮乏满足的过程即构成小说的情节，但追求的动机与结局间却有生死的悬殊。无论是食的谋取、性的满足、金钱的需求抑或情感的沟通，动机都是为了生命的保存及生命价值的实现，可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匮乏难以满足，结果主人公行为“越轨”，以求生为目的努力却实际地将生命推向了死亡，使小说简单的情节蕴含了富于主题意义的双轨系统：主人公自以为其努力与挣扎会导向“生”，而结局却证明正是这种努力与挣扎导致了主人公的死，这就是作品逆向的内在结构。 《狗日的粮食》中的曹杏花，由于生在一个缺粮的年代，一生全副的精力与智慧都用于粮食的谋取，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粮食是人类保存自身及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她真可谓是谋食的天才，会偷会摸会夹带，会捋树叶、剥树皮、会跟踪追击掏鼠洞从鼠口夺粮，甚至从驴粪中找畜牲没有消化净的粮食星子，这样一个挣粮好手却恰恰死于粮食，偶然丢失了购粮本就吃了苦杏仁自杀身亡。乍看起来死得有些偶然，但实际却有其必然性；粮食对她来说太重要了，甚至超过生命本身，她自己不就是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的吗？动机与结果间的严重背离使其谋食行为具有了双重性：疯狂的谋食一方面满足了其本能的需求，另一个方面却严重地异化了她的生命，以至她不知粮食为何物也不知生命为何物，她以为粮食即生命，生命即粮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她对粮食的追求在使生命得到延续的背后却使她一步步贴近了死亡。 《陡坡》中的田二道、《东西南北风》中的赵洪生、《连环套》中的兴来皆是如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挣钱，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物质享受，但更主要的是为了提高生命的质量，为了能象报纸上所写的经理们那样地生活，美好的生活需要金钱，而挣钱又谈何容易，只好不择手段，结果导致死亡或发疯。 《黑的雪》中的李慧泉比曹杏花幸运得多，因打架被强制劳动，出狱后做了个体户，衣食饱暖已不成问题，但他却有了比食更高的追求，——情感、友谊，正值青春期，他渴望结婚，但不肯与不相干的女人苟合，希望找一个他喜欢的正经女人，这样他爱上了貌似清纯的业余歌手赵雅秋，将她奉为偶象，可这偶象却走马灯似地换男朋友，最后将贞操廉价卖给了一个流氓。他进监狱就是因帮方叉子打架，方越狱后他又冒险窝藏，对马义甫那样不算朋友的朋友他多次予以资助，他希望得到友谊、爱情，可别人给他的却是欺骗和愚弄。他的死也是偶然的，在一次醉酒后被一群打劫的流氓所害，但我们以为实际上他早已死亡——情感生命的死亡，孤独、无助、冷漠早已窒息了他全部的情感，夺走了他生存的最后依据。他早已发现：人在别人眼里是无足轻重的，人们只为自己难过，人们最关心的只有自己，爱别人是假的，人们爱的是发出这爱的自身，别的人实在算不了什么，[③]追求情感生命的充实却导致了肉体生命的死亡。 在这一类型中，《虚证》有些特别，与前述作品相比，它颠倒了叙述顺序，以死亡的结局开头，而以对死因的追踪展开情节。郭普云的死真令人困惑，在“我”看来，他的“脸俊人好家贵，有官儿当有学上，能写诗会画画，他可不顺个什么？缺老婆还是眼高心不凡，老叹气是便宜得的不多，好处不完满”。的确，他三十刚出头已是一家兵工厂的宣传科长，大学文凭也即将到手，多才多艺却莫名其妙地自杀了。经过仔细的调查，“我”发现他时时挂在嘴边的不顺不外乎少年时的情感障碍，感兴趣的绘画的不成功等，而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构成自杀的理由，作者以“虚证”为题正说明死因调查的失败。但这不过是作者的艺术策略，他还是让我们看出了一点，那就是郭普云该死：他对生活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太完美，他无视自己的许多成功却竭力夸大自己的失败，认定自己是小丑却看不出那些没有自杀的人只不过脸皮有相应的厚度，看不到那些自在地活着的人都是些不知礼义廉耻的家伙，对完美的追求使他不允许自己以降低生命质量为代价而苟活于人世，他对自己自杀的本质有清楚的了解，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今天翻了川端的《雪国》，不知怎的就想到了三岛由纪夫，把自己的肚子切开不就是一次惨败吗，死得那么辉煌，仍是摆脱不了对生的绝望的悲哀。[④]对于郭普云，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正是对完美的生命的追求导致了他的自杀，辉煌的死恰是为了完满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