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所体现的总体艺术精神看：在诗人主体情思的狂放直抒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诗人的诗歌观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上，以及诗作所表现的诸多意象和非理性激情上，则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为“五四”时代精神所浸润的新生活创造精神，可称之为“五四先锋派”。这种艺术精神，是诗人立足于中国诗学优秀传统，接纳西方现代诗潮精髓，融于“五四”反叛与创造的时代精神，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郭沫若这种“先锋”精神泽被后世，永远值得珍惜、光大。 【关键词】 郭沫若 《女神》 五四先锋派 艺术精神 翻开《女神》，扑面而来的是这样鲜明的特征：内容上，主体情思—感悟的狂放直抒；形式上，语言韵律的自由跌宕。由此观之，说《女神》的艺术精神是“浪漫主义”，似乎已成定论。但，我们以为，《女神》的艺术精神应指其整体的艺术倾向，其中可能包括多种倾向或情调，单以“浪漫主义”似难以涵盖。 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就郭沫若与西方现代诗歌、诗学的关系谈一谈，才能最终确定其诗作总的艺术精神。郭沫若五四时期接受西方浪漫主义的或兼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如歌德、雪莱、海涅、惠特曼、华兹华斯等的影响，形成自己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风这已毫无疑义。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发现，长期以来，郭沫若的艺术精神同时从西方一些现代主义诗人那里接受何种影响，则是被忽视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对于评价郭沫若的艺术精神甚至更为重要，值得认真研究。例如，1920年，郭沫若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自己很孤僻，“诗多半是反性格的诗，同德国的尼采Niessche相似”，只喜欢向古代的和异域的诗人找朋友。他提到的西方诗人除从歌德到惠特曼和泰戈尔，就是魏尔伦和波德莱尔。他说：“我读Verlaine,Baudelaire的诗（英译或日译），我都喜欢，似乎都可以做我的朋友。”[①]此后他多次称道波德莱尔的诗，还同时提到维尔哈伦（Verhaeren）[②]，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象征主义及现代主义的先驱，以一束《恶之花》“赋予了艺术的天空以人所未知的致命的闪光，创造了新的颤栗”[③]，揭开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帷幕。法国的魏尔伦（1844～1896），比利时的维尔哈伦（1855～1916），则是初期象征主义诗派的典型诗人。如果以为从对他们的这些称道尚不足以说明郭沫若接受了他们的影响，那么还可以联系以下事实看。1928年，郭沫若译过俄苏诗人布洛克（ълок，1880～1921）的诗。在译序中说“他是属于第二代的象征主义作家”，赞许他的象征写法，“在情感流露上，艺术手腕上，总是敏锐而成功的”，尤其钦佩“这位美妙而淡远的抒情诗人写出了一篇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即《十二个》[④]。同年在阿赫玛托娃（Ахматова，1889～1966）的译序中称许这位从象征主义中分化出来的“阿克梅派”女诗人运用“颠倒的简语”的天才[⑤]。1932年回忆自己创作经历时，郭沫若明确指出，促成《女神之再生》和《湘累》的除了歌德，“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⑥]。1936年又回忆“五四”前“偶尔也和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的作品接近过，在英文中读过他的《青鸟》和《唐太儿之死》，他的格调和泰戈尔相近”[⑦]，等等。须知，所谓“新罗漫派”和“表现派”，是本世纪最初十年前后兴于德、奥的现代文艺流派，受胎于尼采强力意志哲学和法国象征主义，并与未来主义同质而异流。梅特林克（1862～1949）则是典型的象征主义戏剧家。所有这些事实无疑表明，郭沫若所提到的这些诗人、文学家都是象征主义这条线上的，并且不是一般地接触、阅读和译介，而是受到他们不同程度的感染而赞许而影响到自己《女神》的创作。在这样一种转益多师的背景下，我们还仅仅把《女神》看作一般意义的“浪漫主义”之作，是不是已经很不妥贴了呢？ 在下某种结论之前，不妨再回过头看看《女神》中诗篇如何受到上述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浸润。1920年3月，郭沫若在日本一趟火车上，心中油然涌起一股激情，觉得急行的火车“好象个勇猛沉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满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⑧]。这时诗人念起“立体派”诗人马克斯·维伯（MaxWeber）描写在火车上身心感受的《瞬间》一诗，他激动得也酝酿一首“立体诗”，这就是后来收在《女神》第三辑中的《新生》：“紫罗兰的，／圆锥。／乳白色的，／雾帷。／黄黄地，／青青地，／地球大大地／呼吸着朝气。／火车／高笑／向……”这首诗所运用的方法是物相的重叠，正如《瞬间》所写“几百万的物相相重叠，／几千万的物相相重叠”，而把物相分解一组合的是主体的感觉——“眼中作如是观”（《瞬间》）。这两首诗不是如出一辙吗！ 如果说，《新生》还只是形似“立体派”诗作，那么作于同一时期的《笔立山头展望》则是神似由“立体派”派生的“立体未来主义”之作。诗中意象纷复重叠，大都会的喧嚣、山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海的波涛、海湾、生命、轮船、烟筒，一齐叠现，它们都成了“速力”的化身，被诗人赞作“20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以立体主义手法讴歌现代工业文明赞美“速力”以否定陈旧传统，正是“立体未来主义”的宗旨。这首诗称“一枚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酷似“立体未来主义”代表诗人阿波利奈尔（1880～1918）《葡萄成熟季》中的诗句“直冲向天的烟囱叫彩云怀孕，／恰似希腊神在云雨后生出怪兽”，工厂、工人“每小时都创造出实物”。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不仅如此。郭沫若虽然“五四”前后似未曾提及“未来主义”，如果我们把他的《天狗》与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的《穿裤子的云》（1915）一比，却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两首诗标题都很怪诞。“天狗”是传说中的动物，能吞噬一切星球，诗人以之作隐喻来自况。“穿裤子的云”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潮。其诗原名“第十三名使徒”，以隐喻自己是异端者，但被沙俄检查官否决。于是诗人说：“随你的便吧，我可当一个狂人；我也可以当最温和的人——简直不是男人，而是一朵穿裤子的云。”[⑨]“云”在俄语中为中性词，象征温和无害之物。诗很长，以诗人爱情生活的波折为主线。其中有一节写“我”“得了绝症”，“心中失了火”：“每个字，／甚至每句笑话，／喷出他燃烧的口，／都象从失火的烟花巷里／蹦出个赤条条的妓女。”叫消防队“攀登失火的心”，不行。于是：“我自己来！／蹬圆了充满泪水的眼睛——一担水桶。／让我手撑肋骨，／跳出去！跳出去！跳出去！跳出来！／崩塌！焦土。／谁能从心中跳出！”这个心中失火自我燃烧别人救不得而希图跳出自我的形象，象征着抗议丑恶现实、在愤怒的火焰中自我燃烧自我裂变自我升华的俄国革命青年。而郭沫若以“天狗”自况的“我”也“如烈火一样地燃烧”，不但心中失火，而且自我搏斗——“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疯狂得“我的我要爆了！”不是吗？非理性的生命冲动，荒诞的意象，睥睨一切的挑战姿态，如火如荼的激情，“未来主义”精神这一切在两篇诗中简直是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