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茅盾同受吴越文化的哺育，都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典范，但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各自对传统文化的吐纳有不同的侧重，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性格和创作风格。 鲁迅和茅盾，作为并耀于现代文坛的两大巨星，几乎同时升起于吴越文化区，并以其各自的异彩照亮了一代中国文学之路，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的一大突出文化现象。研究他们所受的同一区域文化的影响，固不失为极有价值的课题，但更为值得研究的是：同一文化渊源怎样哺育出这两位在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等方面各具个性特色的大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论之文化渊源，是指民族传统文化大背景下的吴越文化。 一 大而言之，鲁迅和茅盾都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都堪称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继承和选择的典范。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除了其具体表现以外，还有其驱使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这就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一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一种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心思想，一种处于核心地位的基本观点。 鲁迅和茅盾都身处社会、文化的大变革时期，就其言行而论，都是以传统文化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但是，作为一代承上启下的“历史的中间物”，他们决无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影响，而事实上也都在他们各自的人格和个性、理论和实践中自觉和不自觉地示范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吐纳、改造和继承。他们同样都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的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然而，只要我们稍加鉴别，便不难发现，由于心理结构、人生经历和个性的不同，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上，鲁迅与茅盾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研究这种差别，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两位对现代文化影响殊深的伟人的文化个性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包含着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着如下基本精神：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与中”；解决人自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崇德利用”；以及协调各种关系的“刚健有为”的总原则。就或一人物而言，应该说，每一要素都会或多或少内化到其人格和性格之中。但这种内化过程和最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又决非平均的拼合。因而，同一传统文化精神的承传，才会造就文化性格各异的伟人。 “刚健有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精神，源于孔子而成熟于战国的《周易大传》，在先秦两汉、隋、唐占统治地位，期间经历了魏末、两晋柔静无为论的干扰，又战胜了历代宗教思想的攻击，至明、清又得以复兴，到了近代更在改良和革命运动中得到强化。作为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一切有为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可能不给鲁迅、茅盾以深刻的影响。 首先，鲁迅和茅盾历经坎坷曲折的一生，典型地体现了“刚健有为”中的“自强不息”精神。 早在1900年写的《蓬蓬人》一诗中，鲁迅就曾以能在秋气萧瑟中坚持“亭亭净植”风骨的蓬蓬人自勉，至于那首“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写之”的《自题小像》，更是表达了一种虽不为人所理解而仍立志“血荐轩辕”的自强精神。1907年鲁迅以满腔热血向国人倡导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刚健自强精神〔2〕。 茅盾则自幼秉承父亲“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的遗训，早在小学作文中就发出了要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使中华民族“驾欧美而上之，为全球之主人翁”的誓言，立志“刻自奋勉……发愤有为”，“待时而进”〔3〕。这种以国家民族兴衰为己任的刚健自强精神贯穿鲁迅、茅盾的一生，始则与外来的进化论结合，终则融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虽历经种种曲折与困境，有时不免“颓唐”和“悲观”，却能流贯统帅终生，至死不渝。 但这种“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在鲁迅和茅盾一生的言行中表现并不完全一致。鲁迅出自“报仇雪耻之乡”绍兴，自小受越文化阳刚一面的熏染，早年就被留日同学赞为“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4〕，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一生中时时遇到思想超前， 不为人所理解的困境和智者的孤独的悲哀，其刚健自强精神常表现为“独立不惧”〔5〕、“立不易方”〔6〕， 尤其是在其前期“绝望的抗战”和后期腹背受击只能横站作战的硬骨头精神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茅盾则以一名文艺活动家和批评家的姿态走上文坛，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虽经历了与创造社的论争、“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的论争，也曾有不少不为组织和同仁所理解的独到见解，但除了对敌斗争以外，在处理文艺界内部和党内矛盾时，却不能不前瞻后顾，时时约束自己，力求革命阵营内部的统一，更多地体现了“刚健有为”的另一面——“能止健，大正也”〔7〕，即刚健而能节制的“中正”态度。这种态度与儒家的最高价值标准——“和谐”有相通之处。在商务印书馆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上，在左翼文艺内部不同意见的沟通斡旋上，我们都看到了茅盾作为一名活动家和组织者、领导者不可或缺的这种“刚中而应，行险而顺”〔8〕的“刚中”精神。 其次，“刚健有为”的思想还包含着君子须以“厚德载物”的胸怀自律的内容。《彖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9〕。 意即君子应效法大地的宏博胸怀，包容各个方面的人和物，并使之各遂其生，在以自强不息精神自立的同时，还能以厚德载物的精神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