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秋雨登上散文神坛的氛围 余秋雨因其《文化苦旅》（以下简称《文》）而行步于中国文坛而且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秋雨热”。这种现象的出现得归因于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所处的情景与公众恋古心态和余先生本人的社会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苦旅令人触目惊心。肇始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扮演着中国文学思想解放的马前卒，其功效大焉。人们反省昔日荒诞，抚摸自身的伤痕而在“人性论”与“人道主义”圣旗下寻觅各自的感情世界。时至8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越过犹抱琵琶半掩面的启蒙主义教育的散文圈儿追逐自己的理想、趣味与游戏活动。散文成了公众泄露自己性情、冥想苦思的道具。特别是那些“现代派”与“寻根派”门号的子弟如贾平凹等人消耗了热情奔放、凝重的想象而遁入衰落的小径。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众、作者、文学之间步入一个相互遗弃的恶性循环。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有的作家为了迎合公众的口味而贩卖自己床第（色情）、拳头（武打）产品。象《白鹿原》一样一开头就干倒七个女人，以至到《废都》中贾平凹命令庄之蝶与一帮娘儿们日夜厮睡构成这批俗文学的高峰。另有一些作者则是听任公众、作者、文学三者关系的恶化，拒绝公众的低庸口味，勇敢地逃避社会对“打”、“杀”、“搞”字的渴望而蛰伏在纯粹文学的象牙塔内，或找来山山水水以娱人性或咀嚼现实生活中的快乐趣事，或拖来古典的物件以教主的身份向公众布道…… 中国当代公众心态表明，公众们对文学的胃口具有戏剧性的变迁即泰极则否。20世纪末的中国呼唤严肃文学日高，丢失了严肃文学的公众反过来对其眷恋有加。“如果还不能有一部巨大作品去描写它（历史）、表现它（同前），人们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其始点与终点合而为一，即不仅为文学，还为历史的本身，更为公众的胃口。这种遗憾跨越80、90年代之交则是对中国无历史散文的恐慌。人们焦虑地期待着世纪性神话的来临。洋洋洒洒24万字的《文》生逢其时，稳重而又热切地闯入国人的心坎，委实给浮躁、饥荒般的公众注入一次镇静药剂。 而在作者角度来看，《文》是作者对写现实，抨击活生生的问题之倒戈而向拟古的深奥遁入。当代作者尤其是一些散文家失落感重重，步入了彷徨与苦闷、出世与入世的纠葛。但他们又耐不住寂寞。为了向社会、向公众或者向永久的历史映衬自己的存在即马斯洛的自我表现，且不为政治帽子问题或批评他人而引起索赔的票子问题等等所绊倒，他们表现自我最佳方式是步古人借古事以抒己情的后尘，回避现实，钻入古代文化之林游说一番，以文字图解史实，故作深沉状作一些呻吟哪怕是半桶水似的肤浅的说教亦可。 余秋雨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完成《文》书创作的，以了却了他“好些年以前写一些史论专著”的宿愿扮演了文坛上“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二、商业性的包装成全了余秋雨 余秋雨依怙《文》一书而饮誉海内外，风光于当今文坛，这一方面得归功于或者感谢丰富的五千年中国传统文明。因为这段曲折的历史成为了他创作的主旋律，是他“把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对文化的热忱交融在一起”，构筑了他文化散文内核。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现今商业性包装使然。如传播媒介的，乃至秋雨本人欲盖弥彰式的自己包装等均把他打扮得金光灿烂。 公正地评论，余秋雨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虽然世界范围内作家与研究作家的作家在一人身上难于握手言欢，个体要象扭瓜一样把二者强迫凑和在一起亦有所产物，但其作品内涵则深藏着学究味浓郁的调儿。他承认“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何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作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秋雨的散文亦有类似纰漏。他在其文学创作中总是挥弄枯燥的哲理性思辨的锈凿，作一些历史上的纵横比较如《莫高窟》之三、之四。有的如《阳关雪》冗长无味。一句话，几十年来的学者生涯所泛出的学究味儿占据着他文学创作多半的席位。尽管他有时与人谈话凸现出孩童时的开朗与幼稚，但是后者只是很少的成份。因为余的《文》一书创作正处于心理学上所谓的“中年颓败”时期，即孩童时代的想象颓失，天真的骏骨已凋，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辨和冷静的探索，所有这些均掣肘了他在文学味浓烈、生机蓬勃的文学之路上的跋涉。而余的知名度陡涨，这与传媒那“发现名人”、“制造名人”的功能不无关系。 首先是文化界哄抬余氏甚嚣尘上。记者编辑把一串串华丽的形容词编成花环戴在余的头上。《收获》杂志全文发表《文》书全文，继而是鄂西大学的《文》专栏对余进行“热烈”又中肯的评定；继而是《文》一书出版，其封二的扉页上贴满了他文化功绩的标签：本书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台湾一九九二年最佳读书人奖。然后再是许多媒体的鼓噪。 其二，秋雨自我包装很别致。他在《自序》中称：他将“以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之形象窜入文化之林，“让封存已久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其条件是“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在“默默无言的大地上站立”。现今《文》与读者谋面则证明他是“有悟性的文人”，因而他的《文》书亦是很不简单的文化礼品！余在《后记》中又称：《文》书的面世经历了艰辛。这段书本死里逃生的历险记一方面说明《文》文章很有份量，北京、上海、广州诸地有七家出版社来约稿，言外之意是《文》一问世就是喝足了娃哈哈的健儿。另一方面有这么一位貌似虔诚的编辑不识泰山竟乱动本人稿件，幸亏有上海《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女士风闻后急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他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重新抄写使之恢复原样，才使这本书死里逃生。无异救活了一位伟人！同时亦请读者进行同情之心的投资——因为《文》书的苦旅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