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眸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时，我们不会忘记在这个世纪为我们民族带来辉煌的一系列优秀人物。茅盾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驰骋文坛六十多年的岁月里，以大量杰出的创作展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成为前半个世纪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又以大量杰出的文学翻译、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建设，对推动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 茅盾1916年开始“叩文学的门”时，是以翻译家、理论家、文艺革新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研究外国文学，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沟通中外文学的关系，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借来火种，开通航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在新文学史上，茅盾的许多同时代作家都有过相同的经历。他们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同时向中国读者译介外国的作品。鲁迅曾“从别国窃得火来”，艾青“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支芦笛”，巴金把卢梭、雨果称作自己的老师，闻一多从济慈的诗中获得了诗与美的顿悟，以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等。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接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但是没有哪一个作家象茅盾那样，不仅仅把外国文学的影响吸收在自己的创作里，也不仅仅只研究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体裁的文学，而是对外国文学全面地进行穷本溯源的探讨，自希腊神话、史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的名家巨著、思潮流派、社团事件，如他自己所说是“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1]。 他是站在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点上来俯瞰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 五四时期，面对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许多人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选取什么好。茅盾属于较早地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予以审视和估价的人中的一个，他善于冷静筛选，为我所用，汲取异域的营养，目的是建造中国新文学的大厦。 茅盾认为，新文学应当是反映社会人生的。因此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是介绍文学艺术，还应介绍外国的先进思想，用以抗议社会的腐败，激励民心，起到“足救时弊”的作用。他说：“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他的创作自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腐败抗议。”[2] 茅盾认为，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为了改变国人的文学观念，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他说：“我们真正主要的事还是介绍西洋文艺思潮进来，把国人的小说观念矫正一下”[3]， 这是指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一直没有正统的地位。关于诗歌，他则说：“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以感发本国诗的革新。我们翻开各国文学史来，常常看见译本的传入是本国文学史上一个新运动的导线，翻译诗的传入，至少在诗坛方面，要有这等的影响发生”[4]}。新思想的输入能导致一场革命，这个意义是不能低估的。总之，“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方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5]。这便是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 关于译介外国文学的指导思想，茅盾曾明确指出： 从前的文艺批评家解释文艺思潮的变迁，有“两个H四个R”之说。所谓两个H便指的是Hebrism（希伯来主义）和Helenism（希腊主义），四个R就是指Renaisane （文艺复兴）、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Rationalism（合理主义）、Revolution（法兰西革命）而言， 尤其是“二希”，很被重视为欧洲文艺史的两大动脉，然而我们现在却不能不说象这样的迂回曲折的解释是徒费了力气……毕竟文学的潮流不是半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在梦中拾得的，而是从那个深深地作成了人类生活一切变动之源的社会生产方法的底层爆发出来的上层的装饰。[6] 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看古代颂歌、舞曲、史诗、悲剧等等，才能正确理解西洋文学史的脉络和变迁，而不是从偶然的事件、作家的个人经历或某种文学时尚以及旅行者、政治流亡者偶然带到某地的文化种子等因素去理解一部文学史。茅盾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强调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首先要考虑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的需要，要考虑中国新文学的需要。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为什么迅速地接受了易卜生、萧伯纳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相合拍的缘故。鲁迅在当时提出过“从俄国借鉴”的口号，就因为俄国文学中呐喊和反抗的声音与中国社会思潮相合，“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7]。茅盾认为，鲁迅的这段话“在1918年以后， 已经可以视为中国大多数进步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自白。而鲁迅对于他自己的和果戈里的同一题名的作品（《狂人日记》）所作的比较，其意义实不仅限于此两篇作品。”[8]茅盾敏锐地看到这一现象，提出为新文学计 ， 译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不如译《陋巷》更接近中国实情， 译易卜生的《群鬼》不如译《少年团》，因为中国正处于父与子冲突的时代[9]。他自己在五四时期就很注重介绍俄国和东欧、北欧被压迫民 族的作品，反映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以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译作，对新文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1921年，在新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是《小说月报》的革新。这两件大事都和茅盾有密切的关系。《小说月报》原是创刊于宣统年间的刊物，对人生抱着游戏和冷嘲的态度，是一种买办意识与封建思想杂糅的产物，十余年来一直被鸳鸯蝴蝶派把持。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接办《小说月报》后，对《小说月报》实行了全面的革新，打开了鸳鸯蝴蝶派这个顽固堡垒的缺口。茅盾曾风趣地说：“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10]。鸳鸯蝴蝶派失去了阵地，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革新《小说月报》的意义不仅在于我国从此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学期刊，更重要的是有了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