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报告文学是一种作家个体的文学性劳动，但是，由于报告文学特殊的真实性、现实性品格，又决定了报告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报告文学创作对于社会生活，对于生活的现实环境有较大的依赖性。脱离了生活现实，报告文学创作就失去了依托与自身的激情，作家作品的独立性、个性风貌也就不易表现出来了。许多事实和观点业已表明，报告文学是一种适应矛盾发生发展之需要而产生的文学形式，因而它的表现和发展也同样需要在矛盾的生活背景下方能得到较好的体现。例如，我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及改革的初发阶段，都涌现出了许多很能鼓舞人，感动人，启发人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即使一些少介入社会尖锐矛盾的优秀作品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其作品的内容也是处处把人物、事件置于矛盾的交错之中的，或是人与自然，或是人与人的矛盾，总之，作者时时在矛盾的对立中把人物或事件报告得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如此说来，相对平和，缺乏突出热点的社会生活显然不大利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了。当前，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时期。现实社会，生活纷繁，人心浮躁，能引起人们严重关注并产生浓厚兴趣的事情不多。虽然人们也不停地说东道西，议论纷纷，牢骚满腹，但多数只是停留在嘴上，极少全身心地投入其间。人们对假冒商品无可奈何！对交通堵塞毫无办法！对物价上涨束手无策！对治安不力感触多而无力改变！对腐败现象不正之风见多不怪！许多人剩下的就是跟着感觉走，顺着潮流动，少了热情，也少了愤世嫉俗的劲头。生活缺少起伏，少有热点。人们普遍存在的对生活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使得向来关注公众情绪、社会热门话题的报告文学作家似乎也有了某些失落，找不到创作的兴奋点了。 也许恰恰因为如此的生活现状，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象。 一种现象为对于趣闻史迹的寻求和追踪仍在继续。这样的现象，只要留意一下书摊报亭，就不难发现，许多标着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东西都是以此为核心来编撰的。自然，在大量这样的“作品”中，有不少是远离文学，乃至远离历史的，是许多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所不为的。但是，对于多数不了解详情的人来说，这帐却算在报告文学创作上。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热衷于寻求趣闻和追踪史迹本身是没有什么大错的，问题是，许多人行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于自己和他人的好奇心，而不是在寻求趣闻和追踪史迹的过程中力图了解与认识生活的内质意蕴。你来“揭秘”，他来“曝光”，我来“自述”，把一些并非有价值的内容炒来炒去，纷纷攘攘。其实，用一句普通的话说：也就那么点玩意儿，那么点事儿！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十分明显的趋利倾向，实际上也是一种变化了的拜金主义的表现。严肃的文学创作若是太直接的与名利挂上了钩，那就容易变得虚浮和苍白了。然而，编撰书为了赚钱，出书、卖书为了赚钱，正是一种强劲的潮流，你又能奈它何呢！ 第二种现象使我们看到，一部分作家仍然以其热情关注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但是，不知是因为他们未能抓住矛盾的焦点，还是因为读者对生活的兴趣有所转移，致使他们看来还不错的作品却未能在读者中引起明显的反响。像一合的《隐匿与搜查》、《黑脸》，报告了河北省邯郸地区纪检部门的干部与重大贪污受贿团伙及以权作恶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感人事迹，并且取得了重要收获：一举抓获重大贪污受贿干部29人，其中包括县处级以上干部8人；查清并彻底改正了一桩冤案， 终于把有权但却有罪的人送进了监狱。作品把纪检干部的斗争描绘报告得十分生动。除表现了他们公正无私的品格外，还把他们生活工作中不少富于情趣的事进行了相当艺术性的表现。胡世宗的《最后十九小时》，近乎白描地叙述了两个在大风雪天去长白山区执行维修电话线路的战士因暴风雪的阻拦，最后冻饿而死的不幸事件。作者在对战士的行为表现中发现战士固守国防的自觉精神、崇高炽热的感情和对职业的忠诚，在面对死亡时，报告人们的觉醒和遗憾是相当令人感动和难忘的。吴海民的《新闻警示录》（《中华文学选刊》选载时题目改为《金圆新闻》），则以大量的佐证资料论证着新闻领域存在的“道德危机”、“生命自戕”、“新闻的困惑”、“记者使命与彷徨”、“传媒‘下海’的误区”及“有偿新闻”的蔓延等令人惊诧的现象存在，让读者对传媒的公正纯洁性产生疑问。作者态度威严，语言犀利，表现了鲜明的正义感和责任精神。还有像杨守松的《昆山之路·续篇》注目于江苏昆山市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现实，把当地不少新的变化和新的探求报告给读者；咏慷的《跨越苍茫》，报告一位解放军上校军官陈宝琪多年来刻苦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找到《资本论》几个“模糊区”之后，写出了数十万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著《公共价值论》，并运用其在自己的生产经营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杨黎光的《灵魂何归》（《中华文学选刊》选载时题目为《没有家园的灵魂》）报告了深圳市政府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特大受贿案被发现揭露的过程中一些引人深思的现象。以上所举均为作者十分认真而用心的作品。这些作者，不为浮躁的生活现实所影响，不被太多的诱惑所左右，执著地关心并报告着社会人生中的美丑现象，用力于对社会人生的推进和救治，是当今文学创作中应当倡导和珍惜的。 然而，也应当看到，这些作品虽然在及时捕捉社会生活特殊事变方面有其优长，在传递生活信息、扩展人们社会视野等方面十分有益，但在对社会生活事件人物的透视批判上却大都表现得不足。作者的报告更多还停留在对题材对象作如实的写真报告上，很少能举一反三，找出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使其更具有典型意义，更耐人寻味。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报告文学作品，然而，如今回想起来，真正具有生命力、葆有长久社会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其实是极少的。为什么如此？很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一些作家片面地、不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或多或少，或自觉不自觉地把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要求套在了报告文学的头上，而忽略了报告文学本应向社会生活深处探访的必要与功能。此前，即使是今天，仍然有人把报告文学视为文学军列中的“轻骑兵”，把它当作匕首、投枪来运用，这实际上是大大脱离了报告文学的本来属性和它的现实状态了。不完全准确和充分的认识理解特殊复杂的历史生活环境，导致了报告文学创作的负面效果，使得它的独立意识和理性精神受到戕害。报告文学不应只是社会生活的一种伴唱，机械地成为生活的依附尾随。它应当是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原则和敏锐深刻洞察力的社会生活参与者。它必须及时充分地感受社会生活的各种信息，可它报告给读者的却还应有信息之外的作者独到正确的见解，并用这种见解影响作用于社会和人生。没有见解只有报告的报告文学是无法具备长久生命力的。不少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不幸，正在于这种见解的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