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一个非常活跃、成绩斐然的文学现象，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提出哪些命题，又显露出哪些值得注意的缺憾呢？ 首先，就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动力，历史小说的当代性的问题。 当代历史小说（主要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历程，也可以说，就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逐渐深化并且把这思考和深化投射到历史小说创作中的过程。 对“文革”的反思——大动乱的年代，留给人们的思考，几乎是没有止境的。但是，限于人们的视野和关注的焦点，在一段时间里，它集中于对极左路线猖獗一时，人民大众和老一代革命家却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招致节节败退，给党和国家、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惨痛伤害和遗患的反思——与之相应的是表现一批先胜后败的农民英雄，并且从防止胜利以后蜕化腐败、骄奢淫逸和封建皇权思想死灰复燃，从防止起义者内部分裂、出现叛徒等方面作文章（姚雪垠《李自成》、蒋和森《风潇潇》、凌力《星星草》、顾汶光等《大渡魂》、《天国恨》、杨书案《九月菊》等）。 对时代变革的艰难历程的反思，——相应地出现的是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皇帝大臣的形象，或者以变革成功、开一代新风的胜利来祝福今天的改革进程，或者以审时度势、循序渐进的经验教训警策今人，或者以古代改革家可歌可泣的悲壮情怀激励当今（任光椿《戊戌喋血记》、颜廷瑞《庄妃》三部曲、凌力《少年天子》和《暮鼓晨钟》、二月河《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 对当代文化的批判、反思、价值重构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评价——相应地是大批古代思想家和文人学者进入小说人物画廊（杨书案《老子》、《孔子》、刘斯奋《白门柳》、唐浩明《曾国藩》、韩静霆《孙武》等）。 这大概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反思的历史”。黑格尔把叙述历史的方法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对“反思的历史”，他是这样表述的：反思的历史要高于原始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地，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它超出了直接的见闻，而上升到了知性反思的水平，用“抽象的观念”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和概括。这显然比原始的历史前进了一步。这种整理历史的方法，有它的实用性，并且由此产生作为“反思的历史”的分支——“实用的历史”。所谓“实用的历史”，是根据现在的兴趣和需要来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它的益处在于“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黑格尔也明确地指出它的两大缺点：1.具有主观主义的性质，即往往把“自己的精神，算作那时代的精神”。2.反历史主义的态度。由于实用主义而非历史主义的性质，所以它企图提供“道德教训”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 人们惯于以历史上经验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4页） 对于黑格尔的这段论述，列宁非常重视，在他的《哲学笔记》中，特意摘录了这段文字，而且加上“非常聪明！”的批语。黑格尔所讲的，从历史中引申出的道德训诫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它可能具有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的确是见解不凡，令人深思的。 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就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作家们对于现实的关切，往往会压倒他们对于历史自身的兴趣，以古注今、借古喻今的心态溢于言表。用切近的功利的眼光演绎历史，把浅近的理解，误以为就是当代性，就是历史的精神，这在当代历史小说中并不少见。为读者所诟病的《李自成》中把李自成和高夫人“现代化”，使他们超越其时代局限，就带有某些现实的痕迹。而且，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共同的症状。 凌力颇受好评的《少年天子》，在这一点上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她写的顺治皇帝，从5岁登基，13岁亲政，到他去世或者出家之时， 不过23岁。即使是天纵英明，像他这样的年龄，又困守深宫，每日只是在太后、大臣和嫔妃间周旋，如何识得天下事，并做出除旧布新的英明决策来？作家称赞他消灭了南明王朝和朱三太子，称赞他推行了许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改革，但是，读起来总觉得不那么靠实。就前者而言，福临既不是伟大的战略家，又未曾亲冒弓矢冲锋陷阵，相反地，倒是他的年幼无知，临事失措更给人以印象、乏善可陈。南明王朝的代表人物在作品中始终没有出现，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那位朱三太子，又实在是丑陋不堪，荒淫无度，何以号召天下，与满清帝国做对并且构成致命威胁？至于后者，即宫廷斗争，第一没有丰满的人物作为其对立面，而是一系列的事件和案件，如流水一样从眼前流过去，大量的是随机事件，往往难以构成真正的富有文学性的冲突，第二则是冲突的焦点与皇权的关系有待梳理，福临推行的变革与维护自身利害的关系没有挂上钩。其实，任何变革，都是和权力关系的变易分不开的，这既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又关乎君主地位的巩固。失去这种刻骨铭心乃至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个人利益，而一味地“为天下计”，就缺少了变革的内在激情，显得有些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