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九位作家是梁晓声、谈歌、刘醒龙、张黎明、关仁山、何申、毕淑敏、张欣、翁新华。 他们的创作经历有长有短，艺术个性互不相同，然而在最近几年却表现出了一种共同的创作倾向，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 二 翁新华于1995年崛起，其中篇小说《痴虎》一炮打响。1993年发表的《伴你到黎明》，标志张欣的创作跃上了新的高度，以后接连推出《如戏》、《爱又如何》、《岁月无敌》等。毕淑敏自80年代中期起步，近年来则以《女人之约》、《原始股》等令人瞩目。进入90年代以后，何申的小说开始产生影响，其《县委办公室主任》、《村民组长》、《穷县》、《奔小康的王老祥》等作品为当代小说开了一面新窗。关仁山走向深刻，是1994年以后的事，其代表作品有《闰年灯》、《太极地》、《大雪无乡》、《破产》。张黎明的作品为人们所广泛关注，也是在1994年之后，《被季节困扰的女人》、《浮蝇》等堪称上乘之作。刘醒龙于1992年发表的《凤凰琴》，如一缕清风吹进文坛，尔后《黄昏放牛》、《秋风醉了》、《分享艰难》等等联翩跳到读者的眼前。谈歌的创作有着十几年的艰难探索，1994年以后，终于以《天下大事》、《年底》、《大厂》等作品成就奇峰突起之势。梁晓声虽在新时期之初就是成绩斐然的青年作家，但其创造力一直有增无减，90年代更上层楼，以《翟子卿》、《激杀》、《荒弃的家园》、《学者之死》等作品的丰厚实绩为这一创作群体的主将。 凡是读过这些作品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作家属于另一种境界。 首先感动我们的是他们对于人类的那颗博大的爱心。他们真诚地希望每一个同胞都生活得好，得到应有的幸福和尊严，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使人“成其为人”。这无疑是出乎人类本性、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目标。这样的价值观念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动机，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人民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发展，首先应当是他们的发展。正是从对于人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出发，这些作家又合乎逻辑地将自己的立场定位在人民群众一边，以他们的利益得失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发展，关注人民群众现实发展中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他们创作的共同基调。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群众的发展提供了为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条件，但在某些特定的时空领域，依然存在着阻碍甚至剥夺人民群众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社会、精神方面的。《被季节困扰的女人》、《浮蝇》、《如戏》、《爱又如何》、《岁月无敌》、《原始股》、《翟子卿》所勾勒的那一幅幅真实的生活图景，令人不无震惊地看到：疯狂的拜金主义怎样扼杀了爱情、亲情、艺术、人格这些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怎样将应当全面发展的人扭曲成畸形、单面的人。《凤凰琴》、《痴虎》则以饱蘸悲酸的笔墨，揭示了贫穷、腐败以及教育体制中的某些弊端对于祖国教育事业的损害，从而发出了“救救孩子”、“救救教师”的呐喊。《村民组长》、《奔小康的王老祥》、《黄昏放牛》、《秋风醉了》中的一个个质朴的农民形象，无不以切身的感受，诉说着对于损害他们利益的哀怨。这种对于农村腐败的揭露，到《荒弃的家园》便显得更为峻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怵目惊心的图景：“打白条”和“乱摊派”从反面刺激了农民物欲的畸形膨胀，道德滑坡，劳力外流，导致了田园与精神的双重荒芜。《天下大事》、《年底》、《大厂》则将忧患与关怀投向工业领域，以真实的笔墨和盘托出了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太极地》、《破产》、《激杀》等作品更是大处着眼，以敏锐而又深邃的洞察力揭示了新的社会矛盾：某些外资在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一些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在国内腐败势力的帮衬下，他们正在以极为狡猾的方式侵吞国家、集体的财产，盘剥中国的工人，这无疑是一记非常及时的警钟。 然而，这些作家绝不是为了诉说悲苦、展览阴暗和诅咒现实。劳动人民的主体观，决定他们在大胆地揭示生活真实的同时，也在热烈地赞美着人民群众改造现实的伟大实践。岁月无敌，人生苦短，方佩（《岁月无敌》）虽然离开人世，但是她那崇高的操守却传给了女儿千姿，支撑她抗拒形形色色的诱惑而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村支书老广泰（《荒弃的家园》）、副县长郑德海（《穷县》）用羸弱的双肩支撑着农村的艰难，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周书记、刘厂长（《年底》），吕建国、贺玉梅（《大厂》）等企业领导干部，受任于艰难之际，鞠躬尽瘁，甚至还要承担因不得已迁就腐败势力而带来的人格牺牲与精神的痛苦。如春蚕，如蜡炬，《凤凰琴》、《痴虎》中的老师们，尽管待遇菲薄，毕竟无怨无悔，默默地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撒播着自己的心血。“时穷乃节见，一一垂丹青。”小李（《年底》）这位平日受人鄙视的女工，在企业产品积压之际，竟以自己嫁给上海廖主任傻儿子的惨重代价，为厂里签得一千万元的合同；郁容秋（《女人之约》）也是一位平素频遭白眼的女工，但在举厂闻“债”色变之时，毅然承担起了讨还“三角债”的重任，终因劳累过度而溘然辞世。省级劳模、退休老工人章荣（《大厂》），在病重之际却拒绝花钱治疗。市工会特为他拨下了3 千元专款，这时，他对厂长说：“我知道厂里那点钱，都是工人们一分一分地挣来的，我们不能全扔在医院的病床上，市里要是真给点钱，就给咱厂的卫生所进点药吧。我听说卫生所连感冒药也没有了……”工人小魏（《大厂》）的独生女儿患绝症住院，厂里要以涩囊相助，小魏哭着对厂领导说：“我不能拿着大伙的钱往坑里扔啊！”当厂领导再度坚持时，小魏夫妇为了拒绝，竟“卟嗵跪下了”。读到这些泣血的文字，谁人不摧肝裂胆？谁人不潸然泪下？ 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些人物，没有豪言壮语，他们是那么平实，而且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涉及人民利益的大关节上，却能做出非同寻常的抉择，因而显示了崇高，他们是人民共和国的真正脊梁。从美学角度说，这些人物性格由两个侧面组成：平凡的一面，崇高的一面；一般精神水准之内的一面，超越一般精神水准的一面。这种审美创造，一方面表现了对于生活的尊重，一方面表现了对于读者的尊重。群众的观点已经渗透到作家的审美创造中。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借鉴何以那般合度：既表现偶然性对于生活事件的影响，又表现必然性的支配作用，而不像品钦那样将生活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迷宫；既有情绪情感的淋漓挥洒，又有审美规则的节制；既有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又自觉接受群体性的检验；既有时空的大胆切割，又以中国读者的理解程度为限；既有语言上的努力创新，又有汉语语法的规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切合中国百姓的生活体验、精神需要与争取发展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