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3年以来小说的局面是十几年来最令评论家尴尬的年月。最后一个仿造的中心“新写实”业已消失，与此同时，先锋小说家们也充分感到了他们所制造和身历的“新历史主义”的疲惫。他们在一个空幻的历史时空框架中的精神漫游与有惊无险的话语嬉戏在结出了相当数量的精致果实之后也已濒临江郎才尽的境地，小说回到了毫无秩序的地面。十几年来它一直在寻求建立秩序的努力结束了，它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坍塌了——这使我们再一次地无可回避地意识到，任何精神和幻想的宝塔终究都会面临坍塌的结局。 在这样的情境下，便有了评论家们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他们出于某种“中心主义”情结和职业方面的考虑，又在制造新的话题，“新状态”已应运而生了。然而，在时过境迁的文化背景上，这种惮精竭虑的努力亦不免与文坛上早已无中心的事实之间构成不无可笑的“反讽”状态。“新状态”之于当前文学中散乱的事实，无异于风车在可爱的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眼里的巨人映像，是一种惬意然而却一厢情愿的幻觉。 但是，对“新状态”话题的否定也许同这个话题的制造一样缺少意义。在当今，任何一种具有“热点”可能的话题都是异常宝贵的，令人惊喜，但在抓住它之后又不免是失望，因为那在实质上又是稻草和泡沫而已。怎样寻察这一个历史悲剧的来龙去脉呢？简单的愤慨、感伤和弃绝都是更无意义的，还有许多认识的视角可供选取。在我看来，为某些评论家所描述的散乱状态的“新状态”不过是由于历史话语的必然崩退而出现的反弹结局，是小说回到现实话语写作之后无序的局面和无望的事实而已。在8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中一直存在着上述两种话语的交替运动，而且从趋势上看一直是历史话语处于进步和高度的优势之中，它与一场风波叠起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相协同，构成了推动当代小说历史性进步的主要内在力量，而今，这场运动的沉落和文化——历史神话的精神坍塌，则导致了现实话语的全面复辟。 由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自四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写作，一直是在现实语境中展开的，数十年艺术话语构成中一直只存在着现实的一维，小说隔绝了与现实构成时空对立的历史（神话）的维面。尽管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情结曾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历史小说写作注入了特殊的活力，但那种理想主义所构成的语境氛围在本质上又是与现实语境相一致的，换言之，小说家们仍然是在当前社会话语语意中进行写作的，历史内容仍然是在当前政治范畴中存在，与“当前”的语意完全重合的，这就在实际上使小说这种带有“虚构”性质的艺术运作长期处于平面状态，缺少飞行跃动的幸运机遇，也使得这个时代的小说难以在历史的流程中沉淀下来，成为艺术的精品。 新时期之初，单向社会话语中的写作仍然是小说唯一能采取的写作立场，所谓“伤痕”、“反思”、“改革”小说无一不受到它的严格限定，话语立场的社会性决定了这些作品价值的社会学范畴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小说试图建构新的艺术框架的努力在话语的平面状态中受到了根本的限定。尽管象王蒙等作家曾锲而不舍地努力在创作中嵌入某些现代主义的技巧，但这些技术本身的零散特性在其整体的社会话语选择的限定中基本上被削平了、释解了、抵消了。无论是王蒙或谌容宗璞们所力图进行的“意识流”或“荒诞主义”的实验，还是张贤亮们所锲而不舍的主体灵魂与人性分裂的哲学探索，都未在根本上改变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路向，原因何在？概在于旧式社会话语无边际的同化、覆罩与结构力量的抵消。 话语的历史维面的恢复是自1985年那场至关新时期文学命运的“寻根”运动开始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文化理想的重建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在文学领域里针对现实社会话语权力地位的一场革命。这是一场积久的等待后的冲锋和挣脱凡庸地面的向上的高蹈。作为一个缺少传统的宗教文化与神话语意世界的民族，回到历史——文化记忆之中的努力毕竟是第一步。对新时期作家们来说，历史文化不仅仅是区别于当代生活的另一题材领域，更是一种对抗于当代惯性思维方法与审美准则的物质凭据，是一种对抗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现实话语的文化策略，是一个全新的自由、多向、审美和高度的思维空间的象征，是对属于个体精神、人性世界、历史深度的多重结构的文化语境地努力体验与追寻。在经过了近十年时间的沉淀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重新从话语变革的角度认识寻根文学的意义是梳理新时期文学变革历程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文学不但开辟了自己新的天地，而且成为了以“新历史小说”为主体的先锋小说运动的先导。 自然，从寻根文学运动中产生的众多文本例证来看，它们在话语选择上仍然是个有过渡性和多层次性的。所谓过渡性是说它们仍然带有旧式社会话语的明显特征，如阿城、郑义、贾平凹、李杭育等人的作品，基本上仍然是在当前化的社会语意中展开的，叙述方法、语意生成基本上仍类似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棋王》、《老井》、《最后一个渔佬》以及“商州系列”中的不少作品甚至还以相当“正统”的方法描写了具有某些典范社会特征的“典型人物”，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们毕竟脱离了几十年来小说叙述严格按照社会历史时空发展逻辑而展开的清规戒律，以某种对历史的抽象（对背景的淡化、事件的虚拟、历时过程的平面压缩等等）与覆盖使整体语境与现实逻辑之间产生了某种错位，从而使这些作品在现实主义的表面特征之后具有了浓厚的“表现主义”色彩，叙述在历史空间的包容中具有了一定的虚化特征，语意的生成也在现实与历史（文化）对峙的天平上倾向了后者。另一批属于更新层次的作品，如韩少功的“楚文化系列”，这些作品由于时间背景的消失，使语境完全摆脱了当前的时空限定，在取消时间逻辑的同时反而获得了广阔的历史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历史文化以非理性的非逻辑的神话的叙述特征弥漫开来，话语的叙述以鲜明的对立于社会的话语叙述的方式标明了一个崭新的开始。自然，由于韩少功作为“寻根”作家强烈的社会意识中心情结——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选择而重振民族精神——的缘故，他的叙述仍然围绕着一个文化的意义中心而展开，但是其话语特征已显然不用于前者的几位作家。他的《爸爸爸》等作品，用当代社会话语的符码是无法予以解读、衡量和评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