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小说创作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对精神价值，对思想含量，对现实的超越性的追求在逐渐增强。原先的薄弱已引起了许多作家的焦灼和深思，走向现实、关怀当代人的灵魂，正在日益成为他们思考的焦点。 若干年来，人们对小说创作的状况不大满意，是有道理的。总体上看，虽然出现了许多惟妙惟肖展示生存状态的作品，但精神的匮乏带有普遍性，虽然文学的格局被称为“多元”，但各式各样新口号的理论含量令人怀疑，整个文学在激荡的市场经济大时代面前显得被动，尚未发出足够有力的声音。我们知道，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审美意识的大趋势是“回归写实”，由于我们文学的理性精神和浪漫精神向来比较薄弱，于是很容易沦入平实化、琐细化、平面化，难以张扬强旺的主体精神。批评界不断强调着写出“新状态”和“新体验”，无非是希望作家主体尽可能地亲历亲知时代，尽快地摆脱隔膜和陌生的窘境。但这显然算不上是个很高的艺术标尺。现在，随着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的深入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较前更迫切地意识到，同步地跟潮，平行地模写，收敛文化批判的锋芒，驻足于对状态的揭示，已很难回应时代的提问了，文学要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心音，就要铸造不同于市场价值的人文价值，开辟物化世界之上更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这样说自有根据，并非人为地夸张某些正在生长的因素。现在，我们容易注意到理论界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投入，至今也没有停息，却不大注意在创作界对人文精神的思考也一样紧张，它并不限于某一题材某一流派，也不限于某几个所谓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它几乎是全方位的，牵动了众多严肃的作家，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温和。一谈到人文精神问题，有人总喜欢把它看成是某些高智商的小圈子中人才配谈的问题，或者把它缩小到只是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灵魂拯救问题”，其实，它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最早提到这个词的人，虽然敏锐，却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管用何种具体词语表述）的讨论必然要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来临，它是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价值选择多元化必然要提出的重大时代精神课题，即使争论到本世纪末，也不算长。 它正在由朦胧而明晰，由模糊而自觉，小说创作的精神走向怎能与此无关呢。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的精神主干是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它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强烈，一方面它进行深沉的政治文化反思，为恢复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而呐喊，另一方面它与解放生产力相适应，反封建、反封闭、反禁锢，充满改革开拓的气息；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文学的生态环境已大大变化了。从世界范围看，现今的时代被称为后冷战时代，两极对位的思维模式渐趋解体，但文明的冲突却加剧了，一度掩盖的文化意识问题更形突出。从国内情况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明显。为了抗拒物化，人们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坚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于是，整个小说创作的精神，就不可能不循此方向摸索、发展。过去我们喜欢讲主线，不妨说，这种寻求超越的努力，就是当今小说创作的精神主线。 大家都说当今小说创作的格局是“多元并存”，但真要为它勾画出一幅比较清晰的精神走向图谱却很困难。用作家的年龄断代，用作品的题材分块，均不能说清；用先锋派与传统派来划线，也远远不够；用诸如“寻根”“新写实”这种历时性的潮流来归纳，业已过时。这是因为，现今所谓的“多元”，并不仅仅是题材、形式、方法、流派的多样，根源还在作家们评价现实的眼光、把握生活的方式，以及各自所抱持的价值立场和道德理想，出现了更明显的差异和分化。长期隐匿在“生活化”后面的创作主体，一旦撩开面纱，对比就格外分明。 于是，有人把当今的小说领域划分为三个大圈，即一、新理想主义，代表作家有张承志、张炜、梁晓声、韩少功等；二、新保守主义，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陈忠实，还有原属先锋的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以及擅长极度个人化叙述的林白、陈染、海男等；三、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有王蒙、刘心武、王朔、陈建功、刘震云、池莉、方方等（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这种分法，在具体作家的归属上可能出现错划漏划的“冤案”，但我以为，在大的思路上倒比较切近创作的实际，在几乎无法分解的情况下，能做出如此的梳理，也算是勉为其难，它毕竟接触到了最核心的问题——作家宣扬的人文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差异。但是，任何的分析和归纳都有局限，何况其对象是很难定量定性的、流动的、交叉的、盘根错节的创作现象，这种划分法的漏洞和破绽也自属难免。比如，新理想主义的“理想”，究竟是新的，还是向传统的回归？新保守主义就没有理想了吗，它的理想与新理想主义的理想之间究竟是姿态的不同还是实质的不同？抑或姿态的不同大于实质的不同？同样，新现实主义与新理想主义、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有多大？ 如此追问下去，这种分类法恐怕就难以成立了。我想，所谓分类只能是从外在表征和大的取向上的划分。我们既要看到作家们价值立场的分化，又要看到他们所处的时空、所面对的问题的共同性和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恒定性相通性；既要看到一些作家坚执道德理想、坚守精神家园的可贵及其先驱性，又要看到众多严肃的、富于良知的作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追求精神超越的艰苦努力，否则，我们的文学就可能被描述成少数几个作家的孤立的奋斗史，文学的整体面貌和动向反而模糊不清。事实是，现在处在一个多向度的精神探索期，许多问题只是开始，道路正长，即使被视为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带有不确定性，只是整体的时代思潮和文学思潮的一种表现。这倒不是要削平差异，而是要突出整体；只有在整体性的把握中，各个方向的出击才会看得更分明些。本文不拟采取“新理想”、“新保守”、“新现实主义”的三分法，而准备用更加综合和整体的方式，评述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