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显得更加色彩纷呈。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已经不再是一些脆弱的自恋主义者或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对个人经验和命运的抒写和重写已成了她们内在的共同特征，而且她们的作品也呈现出更为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神话和“现代女巫”并置，共同拆解着男性文化的原则。同时，在真实的社会生活面前，她们已日益学会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重新扣问性别的意义，并将女性自我的体验转化为种族、群体的生存经验。 如同沦陷时期的上海对于苏青、张爱玲这样“写女人”的女作家来说，或许并非是“特别不相宜”的，民族主导话语的被迫撤离和统治者的无暇顾及所造就的时代缝隙，倒使身处社会边缘的女作家在一个仿佛整个上海都“打了一个盹”的特殊时刻，意外地获得了一个讲述自己的机会；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虽然处在多重社会困厄（若商业主义及男性作家创作的关于女性的话语等等）的包围和重压之下，其时代的氛围从根本上说与她们却也不是十分不相适的。究其原因，社会意识的松动和男性精英文化的“失势”、不再占据主导话语的地位，可能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如果说“社会转型”对于男性精英而言即意味了“从中心到边缘”的撤离，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则在受到压力的同时也生发出生长的可能。或许她们本来也未在社会或话语的中心，因而也无所谓“位移”，社会震荡带给她们的“失落感”远不如男性精英那样强烈。相反，在相对宽松的社会意识和氛围之下，失去了男性精英文化的“引导”／“批评的缺席”，不再被时时教导“应当开阔”、 “不要女性化”、“不要小家子气”……，女作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地抒发自己、分析别人和营造世界的机会和可能。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此时，一些在新时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女作家出现于人们的视线中，成长为当下女性写作的代表之一。她们的创作活动大多发轫于八十年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可以说都是在那时期特有的文学氛围的感召下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并追随着当时的文学潮流交出了不算太差、或堪称出色的“模仿”之作，而终像一朵水花溅起又淹没在潮流里。直到九十年代，告别了“父兄”们的引导，走上一条自由、“逃跑”的“流浪之路”，落英纷纷中清新独立的“自我”卓然而立；有的则和鼎盛的新时期文学几无关系，其开始创作时，新时期文学中的精英文化作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若说“影响的焦虑”／“弑父”是一切处于“父”的阴影下的“子”的心中挥之不去的焦虑，那么，对于这些女／子来说，“父”／男性的精英文化已经在“欲弑”之前先期地自己“死”掉了（这之前是精英文化宣布的“上帝死了”、“作者死了”，最后是精英文化自身的“死”）。“无父无兄的”时刻和处境，使她们获得了比任何一位当代的同性先行者都要多的“自行其事”的可能。如果说她们因此而未能承继父兄们宝贵的遗产，那么父兄的清规戒律也未能在她们的心上留下道道刻痕，成为她们无意识中的束缚、惘惘中的威胁，这一份心灵的放松和自由正不是可以简单轻视的。 而一些早已“功成名就”、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无可怀疑地溶入了她们诸多贡献的女作家，此时正是在时代的震荡中经历了从“恋父”到“审父”的心理发展（前者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代表，后者有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并张洁的《只有一个太阳》、蒋子丹的《左手》等为佐证）。超越了自我心理束缚和“他人引导”的阶段，以往为普泛的社会性话语和“民族寓言”所遮蔽的女性经验，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如流水一样汩汩淌来。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近期的女作家作品中凸显了“水”和“河”以及暗示“绵长”的意象（计有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方方的《行云流水》、王安忆的《伤心太平洋》、《长恨歌》，此前则有《流逝》、《流水三十章》，以及林白的《瓶中之水》、《汁液——一个人的战争》等）的原因吧。从她们个人的创作状态来看，这些女作家的才情和潜力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而处在了创造的巅峰阶段。 时代对于女性写作并非是十分不相适的，还在于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已经不是一个脆弱的自恋主义或希冀于天国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在时代的重压下，她们变得老练、世故和富有现实的处事力，更多地学会 了在时代和话语的各种缝隙中生存，如看和被看、欲望和意识、个人和群体、纪实和虚构……等等，从而将挫折和拒绝减少到了最小的程度而尽可能多地呈现于人们的视线之中；而毫无疑问的，这样一种生存或叙事的策略，在帮助她们浮出的时候，必然地也使她们有所失落和付出。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既“飞翔”又陷落的境况中，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开辟出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同时又是令人瞩目的话语天空。 不可替代的个人记忆和命运 如果说事实上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要色彩纷呈，那么个人经验和命运的抒写／重写则是她们内在而共同的特征。如我们所知，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时代，女性真实的个体经历和身心经验大都具有文化的“匿名性”，在这样的语境下，“写女人”与其说是写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女性，则不如说是写一个“社会层面上的女人”——抑或中性的“人”来得更为妥贴，此时最有自觉意识的女作家张洁对女性的界定也只是“女性不是性，而是人！”（《方舟》）那么，现在，女性则从社会生活经验的边缘、从文化将之匿名的彼岸回来了。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于个人经验、不可替代的记忆或命运的关注，以及巨大的书写热情，她们的作品因而都某种程度上具有自我抒发和精神自传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