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俗化与商品化，是当今文坛上最令人注目的新景观。 所谓俗化，乃指文学由纯、雅转向通俗，以内容的贴近性和多样性及以体现对民族俗文学传统的审美继承与创新为文学特质，去求得更广泛的让市民大众接受的读者效应。任何时期的市民大众的接受心理都与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原先的刻板乏味的凝固状态，因此消费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而在文化消费上追求精神愉悦，于是文学的通俗化、生活化、娱乐化、消遣化的种种特征，就适应了这方面的需要。所谓商品化，即指精神产品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文学作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必须纳入市场商品经济的轨道，它要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同消费者进行交换，以使作家获得对自己劳动支出的补偿。毋庸讳言，文学俗化的直接诱因就是商品化，种种迹象表明文学本身越来越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与社会接轨。由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带来了新的审美意识的崛起，在精神文明领域呈现出多层次的态势，人们对具有情节性、传奇性、可读性的俗文学作品颇感兴趣，产生了超越严肃文学的阅读渴望。基于这种情况，此类作品就成了推向书肆的畅销商品，异乎寻常地“走俏”，而滞销图书市场的恰恰是与俗文学相对峙的纯、雅文学，似乎象“贵族文学”与平民大众拉开了心理距离，可以说通俗文学在不断升温中以刚健清新的生气，战胜了“阳春白雪”。面对通俗文学席卷文学界的局面，纯、雅文学创作的作家队伍中，有不少人加盟通俗文学创作阵营，他们不再徘徊于以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制约的范围圈内，株守着原有的园地作正统文学的耕耘，而是借着创作环境气氛的宽松，转向新的叙事空间，用叙述平民百姓的故事，写出令读者能“观世情、启心智、怡性情”的作品。这些作家深知有了读者就有了市场，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商品化”靠拢。他们在雅俗共赏的结合点的寻找上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以获取文化市场竞争的实力。据此观之，文学的俗化不仅仅是文学商品化的一种表现形态，而且是促进雅文学与俗文学取得沟通和融合的得力手段，既符合开放性的要求，又见出拓展性的效果。 近几年来，通俗文学构成了对整个文坛全面性的影响，它以疾风的气势及逼人的姿态， 从严肃文学手中夺去了半壁江山和众多的读者。 1985年被称为“通俗文学年”，从港台那里滚来了“热”浪，由“金庸热”、“琼瑶热”到“梁凤仪热”等等，热得金庸、梁羽生、古龙以及琼瑶、三毛……这些人的作品供不应求，发行量一增再增，盗版更不计其数，销售的红火是严肃文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进入九十年代后，通俗文学非但热浪不减，而且沸沸扬扬。大陆作家在港台通俗文学的启示下，也针对庞大的读者群的文化心态，纷纷抛出了与平民大众接近的文学作品。经济转型期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建立，加之有新闻媒体与书商的介入，致使通俗文学在九十年代蓬勃兴起。应运而生的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民间文学等及历史文化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匪盗小说、神话小说、侦破小说……，在图书市场上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在林林总总的通俗文学报刊上，这一艺术门类的作品固然屡见不鲜，即使是一些纯文学刊物也相继改旗易帜，走向文学的俗化。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文化消费者会成为作品的裁判，因此文化的生产和存在方式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需要。为适应文化消费者的需要，作家们由创作严肃文学转向创作通俗文学，并把精神产品以商品的形式推上了文化市场。尤其是长篇小说，拆去了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真正地以俗化的面目热销市场，就眼见所及，丛书、套书不下几十种，书店、书摊摆得琳琅满目，大有独领风骚的势头。例如，1993年上半年最热门的畅销书《警告中国人》系列丛书，其作者周洪，原来是《当代》编辑部的几位编辑的集体笔名，主笔周昌义过去是从事纯文学创作的。四川两位严肃文学作家谭力、雁宁摹仿港台和海外通俗文学以“雪米莉”的笔名，写出了融言情与侦破于一炉的系列作品，题材内容是地道的“通俗”。以“文化先驱”自命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通俗文学的冲击下跨向“俗化”的大门，从内容到形式向着写实、民俗文学复归。“先锋小说”创始人之一莫言说：“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一条出路。”〔1〕先锋作家们写作的题材， 有着由超验的、想象性、幻想性的世界而转为现实的、形而下的经验世界的趋向，同时也强调了传达方式的故事性。格非的《敌人》、北村的《施礼的河》、余华的《鲜血海花》、苏童的《妻妾成群》（电影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与《红粉》等，就把通俗小说中那些恩怨相报，生生不已的历史母题移植到作品之中。1994年初出现的“新体验小说”，是用“亲历”和“纪实”的叙述方式，显示纯文学的俗化，陈建功、赵大年等人的多篇作品就是通俗文学大环境下所催生的产物。王朔、贾平凹、范小青、张宇、刘心武的“新市井小说”，是表现市民生活、富有故事性的写实小说，其指归在于重铸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在嘲讽、戏谑中表达新的“俗人”，即改革中生活发生变化了的新一代市民与上流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市民意识，这是在纯文学困境和俗文学的成功启迪下所产生出来的较高级的俗文学。其实，纯文学作家写出的作品很多已具有了俗文学的特点。冯骥才的《神鞭》，丛维熙的《野浮萍》，柳溪的《大盗燕子李三传奇》，毛志成的《在清晰的枪声背后》，朱晓平的《魔寺》，彭荆风的《窄巷一剑》，等等，都因为用了通俗的语体，表现了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在读者中间广泛的流传。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厚厚三大卷，120万字， 海峡两岸的读者不只是读得下去，而且读得兴味盎然，姑不论在短短的时间内分别由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四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于文化圈内颇为罕见，单就湖南文艺出版社连印10次书店还经常脱销而言，足以说明文学的俗化是能够出“精品”的，也足以说明精神产品作为商品首先得是高质量的，否则何以会如此销路大畅！《曾国藩》是严肃文学中的通俗文学，它厚重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文化深度是严肃的，但从大众化的广度去深入挖掘作为中国封建末世理学名臣的曾国藩的文化心理，不去单纯地将他作政治上的定位和道德上的批判，而是置于传统文化系统中来进行考察，描绘出这位历史人物的悲剧，并将历史生活化、人情化、心理化、立体化却又是通俗的。叶永烈的“黑色系列”文学传记《王洪文传》、《张春桥传》、《江青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对一个个传主的记述，在把握他们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具体特性时，不作简单地丑化，而去赋予形象的血肉。这种文学传记带有世俗化的倾向，在注重史料的准确性的前提下，注重作品的可读性与生动性，满足了平民大众进入尘封着的神秘场境而了解内情的强烈欲望，但作者没有将其写成稗官野史之类，有着传记文本的不同凡响的真实魅力，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争相传阅，销售行情看好。以某些土匪或类似土匪的人物行为为描写的“匪盗小说”，在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掀起了热潮。1986年莫言的《红高梁家族》问世以后，写土匪、强盗一类的作品不断涌现。到了1990年，贾平凹推出了他被称为“匪盗系列小说”的《烟》、《美穴地》、《白朗》和《五魁》，后又有名篇《晚雨》。杨争光的中篇小说《黑风景》，与他发表于1991年的《赌徒》、《棺材铺》，也构成了“匪盗系列”。1992年和1993年以来的“匪盗小说”日见增多，有尤凤伟的《金龟》、《石门夜话》、《石门呓语》，有刘国民的《关东匪与民》，冯苓植的《落草》，孙方友的《绑票》，陈启文的《流逝人生》，池莉的《预谋杀人》，刘恒的《冬之门》……，形成了一股“新历史小说热”。“新历史小说”在力图“走向文化与人性探求的深处”上取得了成就，功不可没。这类小说或显现野性十足的土匪有的弃善从恶，变极好的人而为极坏的人，有的改恶从善，向着悲壮的超度与自我救赎飞升，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匪徒的不同历程，概括涵纳着作家源自社会与道德的思考。“匪盗小说”，具有典型的通俗小说特征，被大量发表、出版，畅销一时。另外，数量相当可观的作品，明显地有着通俗文学的传统的天然题材，或在民情风俗中勾画蒙积着的历史尘垢，在这不值得赞扬乃至必须改变它的一面的另一面，又去发掘民主精神的美好；或展示人情世态，曲尽人情世趣，象武侠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可看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或表现痴男怨女们衷情不渝，在那些普通人身上的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故事，联系着社会的、历史的，也有个人的、性格的种种纠葛，以人物历尽沧桑的真挚感情去打动人心，平民大众对这样的言情小说往往是耽味沉迷的。上述各类的作品成为图书市场的热销读物，说明有稳定的读者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