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多元文化互动矛盾的角度，揭示80年代中期新生代文学在文化选择上与新时期文学的疏离和对抗，探索多元文化互动矛盾在新潮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以为多极角逐、多元共生的后新时期文学寻找起点，为后来的文化演进提供来胧去脉。 关键词：文学多元化 文化转型 文化互动 关于“后新时期”这一文学概念的分期及其实际所指，目前评论界众说纷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后新时期文学应从90年代算起，其主要倾向表现为对新时期文学的主流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疏离和解构，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多极角逐、多元共生的文化转型时代。然考诸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我们会发现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80年代中后期已初步形成，新潮文学、新写实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上已蔚为大观，成为与主流文学并存的势头强劲的文学潮流。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青年文化之间的平行四边形的互动矛盾贯穿于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中，在进入90年代后这种基本的文化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时期，与主导文化相对的精英文化、民间文化、青年文化呈现出合流之势，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而已。80年代中期是多元文化冲突剧烈时期，文学新生代的崛起使这种矛盾主要以代际文化冲突的方式显现出来，本文即试图从这种文化代沟的角度见出新潮作家与新时期作家在文化选择上的差异，以为后来的文化演进提供一个来胧去脉。新潮文学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主导文化独领风骚的局面，奠定了文学多元化的格局， 所以， 后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应追溯到80年代中期。 一、新潮作家的文化转向 新时期文学是以“大写的人”为号召的，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人道主义是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在中国文学从文革时期的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它的哲学基础是西方18世纪康德的启蒙主义哲学，并且主体性在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石。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主体性的口号下，形成了以求治、求善为特征的、对社会进行政治、道德文化批判的人道主义文学。虽然王蒙、宗璞、茹志鹃等作家用现代主义手法做过一些尝试，但其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是仍然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在比他们年轻几代的新潮作家那里发生了变化。 新生代诗、新潮小说、实验话剧都可以说是以对新时期主流文学的反叛为号召的。第三代诗人明确地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走向反文化和新传统主义。新生代作家们的小说则明显中止了新时期文学主题的政治道德指向，而转入对个体生存的荒谬感的体验和表现。而《WM·我们》，《魔方》等话剧也显然失去了新时期《血，总是热的》那种参与改革的热情，而走向心灵剖析和形式探索。新潮文学这种对主流文学的反叛很快得到了来自赞同者和反对者的激烈反应，以至新潮文学较之现实主义文学更为得到人们的关注，而成为文学批评的热点。 新潮作家作为文坛上的新生代大多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在年龄和阅历上与新时期作家的主要群体，“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但更大的距离是由文化心态的差异造成的。他们的少年时代在文革的文化荒漠中度过，虽然没有右派作家的坎坷遭遇和知青一代的政治热情，但也因之摆脱了这种阅历本身带来的思想情感上的烙印和纠葛，而对过去的历史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距离。他们的青年时代欣逢改革开放，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这种深刻的时代变革打破了建国后固有的文化传递方式，即由既往的晚辈向长辈学习的传统继承式的前喻文化形态向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的并喻文化形态转换（这种划分方式出自玛格丽特·半德的人类学著作《代沟》）。对过去极左历史的否定以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使父辈的文化权威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使他们与五四一代作家一样走上了“别求新声于异域”的心路历程，与父辈的历史断绝了联系，成为文化上的“无父的一代”，没有脐带的孩子。这种“杀父”倾向在先锋派诗人伊沙的一首短诗《名片》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你是某某的女婿，我是我自个的爹”！新潮文学实质上意味着子辈向父辈权威文化的反叛和挑战。 西方现当代哲学文学思潮的大量涌入，对新生代作家的文化观念的变革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都是对古典理性主义日趋激烈的批判。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抗也就是完整的人与理性的人的对抗，所谓完整的人也就是指“整个日常生活环境里具体的个人，连同他整个谜团和可疑性”〔1〕， 完整的人若是没有死亡、焦虑、恐惧以及绝望，就不成其为完整的人。启蒙思想对这些人的生命中丑陋的东西视而不见，而一厢情愿地祭起人的完美的外壳，势必使他们对人的认识陷于表面和肤浅。非理性主义哲学、存在主义的观念、以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八十年代中期的年轻人影响深远，首先在于他们把认识人的基点由理性的人转向具体的个人，自我就是人的主观的非理性的生命体验，而不是某种理念的体现。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预言”，人的本质需要靠自己去创造、发现。因此“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负责”成为他们人生观的基石，“寻找自我”这个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心命题，开始在中国新潮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应。不管是刘索拉笔下的疯癫迷狂的大学生，还是徐星笔下的立意要做“麦田里的守望者”似的多余人，以及刘西鸿笔下的自行其事的中学生，都以忠实于自我的姿态来表白他的人生态度，作出他们的人生选择。其次，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使人关注到人的感性生命状态、人的本能、欲望、情感以及人性中的丑恶的、有缺陷的一面。莫言小说中反文化的本能冲动，以及残雪对人性恶的挖掘和渲染，都已与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启蒙主潮相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