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世界正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作为华人文学中一个独具魅力的群体，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其深远和博大的文化意义。本文从现实、传统和文化三个层面比较东南亚和西方两地的海外华人女性文学，探求二者在题材开拓与主题挖掘、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中相同或不同的审美意韵。 时代总是慷慨赋予人们重新估价和重新发现自己的机缘。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的兴起和繁荣大概就源于这种机缘。如果没有开门看世界的新观念，没有那双重文化撞击下女性追求的艰辛和玫瑰色梦幻破灭的痛苦，海外华人女性文学不会有立足的土壤。 她们在两块截然不同的土壤上拓荒。 东南亚——这里有世界上除中国本土之外最大和最牢固的华人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正处于缓慢地与他族相互影响、融汇和同化的过渡阶段。”（忠杨语）已经“落地生根”的一代东南亚华人女作家将其艺术视野更多地投射于居住国本土，其作品带有本土性文化和地域性民族集合体的特色。 背负着传统而飘洋过海的西方华人女作家面对的则是“摆荡于两种文化之间无法扎根的困境”〔1〕在主流社会强势文化的“俯视”下， 饱尝了作为“他者”、“外人”的酸涩，经历了一个嬗变和重建精神家园的痛苦过程，从而走上了文化回归的道路。 这是两个独具魅力的群体。虽然在各自不同的居住国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却因相同的炎黄文化的基因而牵紧了彼此间在文化上的血缘关系。 一、不断开拓关怀面 传统观念中的女性文学常被称为“闺秀文学”或“厨房文学”。走出国门的女作家们同时走入了陌生而充满压力的社会生活——双重文化背景的负荷，使她们对两种文化传统和观念的差异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心路坎坷的女作家们大部分曾走过这样的创作历程：从挥不尽乡愁的“乡土文学”到恋不够家园故国的“伤痕文学”，继而关心生命存在、价值取向、生态环境等人类共同问题的海外华人文学。走出闺房和庭园的海外华人女作家们，已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地域和更加深遂的社会层面。 “落地生根”的一代东南亚华文女作家写乡思、写乡恋而少写乡愁。入乡随俗渐渐消融了“放逐”者的伤痕，在异国的回首中，“故土”遥远而美丽，不再有意识里的苦涩和悲哀，在《月光下砌座小塔》（梦莉著），远眺家乡：风筝、小桥、船、母亲……对故土的怀念停留于对经历过的某段生活的缅怀和眷恋，家国的意识也不再象早期侨民文学那样强烈。她们嬗长为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画像：写家庭为核心的爱情、婚姻（如蓉子、孟紫和爱薇），传达相夫教子的儒家伦理（尤今《风筝在云里笑》）和敬老尊亲的孝道（孟紫《暮》、《有子成龙》《指天椒之恋》等），“在与他族相互影响、融汇和同化的过渡阶段”，女性心灵关注的是上一代的历史，下一代的未来。身处异国，华人更能强烈地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激活了女作家们对都市题材的挖掘，戴小华的《沙城》、爱薇的《股风阵阵》、尤琴的《经纪人》在商场竞争、股市风云中挖掘人性善恶、社会美丑。女作家们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她们赞美居住国风光（如尤今），亦无限感慨当地的世风变迁、人性扭曲、环境污染（爱薇《小镇的故事》），呼唤回归自然，回归人性。继承了写实求真传统的东南亚华文女作家手执生活镜子，本着惩恶扬善之心，描绘出平凡生活的可恨或可爱。 和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相比，“落叶归根”的西方华人女作家们则走过了更加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其视角也更加深邃广远。作为被“放逐”的“边缘人”，面对难以认同的异域文化，忍受离乡的痛苦，感受漂泊的苦闷，刻骨铭心的乡愁已是抹不去的一笔，追求的艰难、思索的痛苦和失落的惘然更是一代又一代“留学生文学”关注的主题。她们写文化差异造成的爱情悲剧、婚姻悲剧、家庭悲剧（赵淑侠《漂泊的爱》、《我们的歌》，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也是秋天》，陈若曦《二胡》、《远见》等）；写东西方道德观、价值观、行为方式矛盾下的人性压抑、失落和扭曲（聂华苓《桑青与桃红》、蒋濮《东京恋》、《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主张回归精神家园，重建生命价值。她们从对个体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走向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群像的塑造，以现代人的诸种心态为对象，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至高点着手，使西方华人文学先天地获得一种世界意识。她们不仅怀恋家园，更关心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把隔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土地都看成吾土，两边的同胞都视为吾民”（赵淑侠语），表现出比爱国主义更加宽广深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她们不仅关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民风变迁，更加关注同性恋、爱滋病、安乐死（陈若曦《纸婚》）以及现代人的“被抛”感、存在的荒诞感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她们礼赞仁爱与人道，怀着忧患意识前行。 “宇宙浩瀚无垠，因此我必须心胸宽广，才能容下世间万象。”美籍华裔女作家康婷婷在她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女勇士》中道出了华人女作家们看待世界的全新观点。具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海外华人女作家群已经“从茜沙窗下的玫瑰色的梦中醒来，从美丽精细的象牙塔中走出”（赵淑侠语），走向自我生命的倾吐，走向文化历史哲学的观照，寻找人类生命的完美和民族命运的完善。 而且，不断开拓创作上的关怀面，这也是每一个将自身置于“世界人”位置的海外华人作家所追求和正在实践的。无疑，女性总是努力走在前面。 二、回归古典的精神家园 “我失去的美丽的一切，在世界的那一边沉沉存在着，和谐与温暖在岁月里更为成熟，而我应沿着自己的路朝星星闪耀的地方走去，在那里将有我所熟悉的人们，在那里心和总是相逢的。”当小楂写下这段话的时候，那一份对故园文化的依恋已表露无遗。 她们是带着对家园的深情眷恋扬帆出海的，无论是主动离开还是被放遂，可以说都是对民族文化的一次否定，然而异域生活的生存压力、文化压力激活了怀乡情绪和回归心理。当精神世界由于丧失了文化本土的优越感而变为一片无限的广漠时，此时只有民族和传统的归宿感对漂零异国的浪子是切实的：“我突然发现／那最美的声音／是来自故国故人的声音”。〔2〕怀乡与回归正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岁月和山河可以阻断，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却不可阻离，传统无法割舍，异域文化的一切都要经过中国背景的过滤，无论是“落叶归根”抑或是“落地生根”，她们一个个背历史的包袱带着“中国情结”的印痕生活着，割不断过去。因此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中，她们毫无疑问地选择了民族化，以女性生命的热烈纯真回归传统的古典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