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阳从1952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直到1962年在台湾《联合报》副刊上发表取材唐传奇的历史小说《李娃传》才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他1992年6月逝世，三十多年来，他精心笔耕， 前后共创作了三千余万字，近八十部作品。高阳是一个见识广博，才情横溢的多面手，除了历史小说，他还有不少时评、散文、历史人物传记、《红楼梦》研究专论行世，成就斐然，评价都很高。当然，他成名于历史小说，其成就和影响，主要也体现在他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历史小说艺术世界的构造上。 在对高阳的历史小说创作进行具体分析评论之前，让我们先就他走过的文学道路稍作简略的回顾。高阳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51年到1961年之间，可谓是他的“孕育期”。这时期高阳只写了一些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艺术成就平平。他主要的精力，倒是花在了对祖国上下五千年浩翰史料的研读和掌握上。从中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并开始形成自己独到的史家式识断眼光——这在日后将成为他创作个性张扬的重要基石。但这时，高阳却显然还不能将史家式求真、求知的识断力和作家主体感知客观世界的艺术激情很好地融合成一体，直到1962年前后，他很自信地宣称，他已在艺术创造与客观真实之间，寻找到了历史小说文类所特有的一种“实中求虚，虚中见实”的创作方法：“小说凭想象，历史讲真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两极端。须想办法给予调和、贯通，而在这调和过程中，历史本质不能给予改变。”[1]以《李娃传》为发端，高阳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 从中国丰富斑斓的民间传说、传奇故事、稗官野史中搜求灵感，接连写下了《缇萦》、《荆轲》、《少年游》等一系列作品，颇获好评。由此而至70年代初期，可算是高阳创作的“成名期”。这阶段高阳的历史小说文风清新可人，情节亦相当多姿多彩，尤其是对中国历史的熟稔，营造历史小说文本结构的技巧，以及在重视过去年代特定历史氛围、历史情境诸方面的功力，更广受时人称道。应该说这一时期高阳已拥有大量的读者和一定的文学地位了。但他并未就此驻足，到了70年代中后期，他又推出了《慈禧全传》、《胡雪岩》等作品，标志着他的历史小说已步入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了硕果累累、个性稳定的“成熟期”。这期间高阳虽亦间或写一些轻松的文字，但总的创作风格日益趋向遒劲和凝重，小说题材的来源也明确起来：以明清两朝尤其是晚清、民国初年的种种历史事件和保存在民族记忆里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对象。这一类型的创作计有《铁面御史》、《百花洲》、《乾隆韵事》、《小白菜》、《红楼梦断》、《金色昙花》、《八大胡同》等近四十部。其中，系列小说《慈禧全传》（内分《慈禧前传》、《玉座珠帘》、《清宫外史》、《母子君臣》、《胭脂井》、《瀛台落日》六部）、《胡雪岩》（内分《平步青云》、《红顶商人》、《灯火楼台》、《萧瑟洋场》、《烟消云散》五部）当为压卷之作。此时，高阳以其惊人的腹笥和开阔的视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这数百年来无可挽回的历史颓势，描绘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文明的沉重、艰酸、苦难与不幸，并对我中华民族为此承受的巨大心灵痛苦作了笔浓意深的显现。虽然高阳并未故意标新立异，甚至在主观上他还持有较浓的传统小说的基本构架方式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意趣，但在事实上，他对历史对象所作的整体把握却已在相当程度上跳脱了传统的羁绊，并力图运用近代文明诸价值尺度对之进行批判。这便使得他的小说在富有传统儒雅审美意趣的同时，又令人强烈地感受到那一种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于传统的精神气质来。因此，尽管他的历史意识与艺术表现力之间的融合，最终尚未至化境，他的数量惊人的作品从艺术角度来看大都不无粗糙之外，但就整体而论，他的创作是汇入了那一股推动海峡两岸中国文学的发展，建立新型“民族——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澎湃潮流之中的，不愧为本世纪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二 历史小说作为小说诸多样式的一种，其根本宗旨，也无非是借具体特定的一种历史情景来显现人类灵魂活动的力量或构成方式，并在这显现过程中见出作家本人的中心关怀。然而，由于描写对象与作家创造主体存在着巨大的时空距离，这就使得作家在进入具体创作情境时，主体思想情感极易被“悬置”，主客之间颇难形成一种双向能动的对话关系。历史小说的这一情况，是造成其创作特殊艰难而又可充分凸现自我个性的枢机所在，它对于任何作家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艺术难题。自然，由于才情禀赋、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差异，每个作家彼此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亦各不相同。 高阳作为一个极具个性和功力的作家，在这方面显得卓然不凡，自成一家。他在把握人物的精神风貌与灵魂处境的时候，总是竭力把艺术重笔放在对生成这情感个体的历史综合情境的修复上，高度重视历史生命本体和生活本色的描写，以此进行的“历史的人”的定位而不是单纯的“人的历史”的表现。高阳的这个特点，基本贯穿了他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包括他从个人感情上十分尊重和心爱的历史人物。这样，作家的创造主体不仅因此而与历史客体达到了心理同位对应，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为之平添了一种特别丰厚的历史质感和实感。如系列小说《胡雪岩》中的胡雪岩，对于这位许家（高阳本姓许，名晏骈）前辈的通家至好，也是自己极佩服的民族资产阶级先驱人物，高阳在其第一部《平步青云》表现胡从一个被钱庄开除的小伙计如何顷刻之间在杭沪商界崛起之前，便是通过落拓文人王有龄的“捐班”晋职入笔，一开篇化了至少六万字的篇幅，从多个侧面形象地揭示了当时满清财政的捉襟见肘，满清官方财政运行的无能，西方先进交通工具的引进，外国殖民者在中国交通上处于的特殊优势等种种历史合力交织而成的历史大环境；在此基础上，再从容不迫地引出胡雪岩，淋漓尽致地将笔墨投向官衙、商行、帮会、青楼、赌场、书肆等地，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而展示对胡雪岩际会风云发家史的描写。如此浓重的“史影”的映现，这在以往同类的历史小说中似不多见。于是，胡雪岩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中的胡雪岩”，而不是高阳主观臆念中可任意搓捏、毫无定性的胡雪岩了。 然而，仅仅这样解读还远为不够，因为，“历史的人”的定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的还原。它当然藉此可给作家的人物形象真实塑造提供非常理想的时空环境，但问题是历史中的人除了接受历史制约之外还有能动反作用于历史的另一面，在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人向来都扮演着主体性的角色。更何况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历史小说求真只是前提而不是目的；而写人，诚如一位批评家所说：写出形似意义的真实历史人物易于达到，“写出一个个活的灵魂怎样进入历史，参与创造过程，充分显现出历史运动的偶然性，或然性，千变万化，柳暗花明，而且还能揭示出主体选择背后的潜在的必然性，就不是那么容易抵达的境界。这涉及到作家把握历史，‘重构’历史的能力。”[2] 高阳对此是如何处理的呢？他主要是通过“恢复史实的偶然性”[3] 来解决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强调历史人物所处环境对历史个体的潜在规约作用；另一方面又描绘出这必然趋势又存在着许多千变万化“史实”的“偶然性”，于是每个人物的参与都有其自身的能动价值。譬如说胡雪岩吧，如前所述，在《平步青云》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胡雪岩应时而起的具体历史环境，但高阳并没有就此赋予胡以“因势而成事”的宿命色彩。恰恰相反，他是在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对其个人主动参与历史的能力和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因为他知道，胡雪岩的脱颖而出诚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大势，但胡雪岩怎样把握这历史新际遇，历史并无一定之规。高阳正是吃透了这一点，才在作品中着力描写了近代商业巨子胡雪岩的犀利远见以及精明老辣的经营才能：如他赶在上海小刀会行将起义前夕大量抢购生丝，他运用青帮势力打通沪杭间的漕运，他借左宗棠的威势大发军火财等等。这就不仅揭示了胡雪岩作为历史偶然性或曰历史个性存在的无可替代性，而且还对他“又狠又忠厚”的个性特征作了颇富诗意的展现。把握历史必然性时不忘人（历史主体）的偶然性因素的能动作用，表现人的偶然性能动因素作用时又不离历史必然趋势的统摄，用作品中王有龄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要发达，也要本事，也要运气。李广不侯，是有本事没有运气；运气来了，没有本事，不过昙花一现，好景不长。”——高阳在他的作品中实践着双重合一的写人艺术。难怪他笔下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自然、达到了时代性与个性、历史感与艺术美感的较好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