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60年代以后，台湾经历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性巨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女性价值观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大变迁。这种变迁在台湾当代文学，尤其是表现女性处境、命运、地位和心态的女性小说中，有着相当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因此，本文拟通过文学这一视角，来探寻当代台湾女性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变迁的轨迹。 （一） 婚姻、家庭历来是女性人生重要的舞台，也是体现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域。当代台湾文学中，描写婚姻家庭的小说屡见不鲜，不少佳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女性的命运和心态。曾获台湾《联合报》1979年度中篇小说奖的《再嫁》〔1〕， 以别具一格的结构形式，通过上下三代妇女的不同遭遇，生动地展示了台湾社会几十年的变迁，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女性价值观念的嬗变。 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写日据时期，一个叫周陈芙蓉的农家寡妇，艰难地抚养三个年幼的女儿。族中当“保正”的三叔作主要她改嫁，却不让她带走两个较大的女儿。而她不忍心女儿离开母亲后受人虐待，决定不改嫁，继续挑起生活的重担。第二部故事发生在台湾社会转型的初期，描写周陈芙蓉的女儿许周桂枝在小镇上经营一家布店，她丈夫做了“街长”贷款15万元的担保人，为了不受连累，她跟丈夫假离婚。不料消息传开，影响了布店的资金周转。幸好“街长”还清了借款，于是她立刻和丈夫办理了再婚手续。最后一部故事的背景是70年代末的台北都市，讲述许周桂枝的儿媳许刘仁露与嫖赌成性的丈夫离了婚，再嫁给一个洋人，并打算随他飞往美国。小说围绕着“再嫁”这个焦点，揭示了不同时代的女性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祖母辈的周陈芙蓉是生活在农业社会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勤劳刻苦、温良孝顺，无条件地服从家族的利益，为儿女心甘情愿地默默奉献，不惜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这样的女性是没有自我的，但却符合那个时代的女性道德标准。许周桂枝继承了母亲那代人勤劳、节俭、尊老爱幼的品格，然而时代不同了，身为布店老板娘的她，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不得不煞费苦心、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假离婚来维护自己家庭的利益。为了做生意，她几乎无暇顾及儿子以及婆婆。她的“离婚”和“再嫁”，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与许周桂枝相比，成长和生活在现代工商社会的许刘仁露，其思想3观念更趋开放。她不受传统规范和礼教的束缚，当意识到丈夫的无可救药，婚姻已无幸福可言时，毅然以“离婚”、“再嫁”重新寻找幸福的港湾。小说写道：前夫为了阻拦她去美国，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赶到机场，然而面对满脸泪痕的亲生骨肉，她仅仅是“内心深处刺疼了一下”，随即便转头不顾。可见亲情、母爱已失去了原先的力量，改变不了她追求个人幸福、投奔新生活的决心。 《再嫁》可谓台湾社会变迁和女性价值观念嬗变的一个缩影。它向人们表明：随着社会发展，台湾女性原有的服从家族意志，为丈夫、子女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传统女性价值观，已逐渐向追求个人幸福、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女性价值观转变。这种转变，也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知道，在父权文化统治下，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历来处于被动、屈从的地位。女子结婚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丈夫可以三妻四妾，可以随心所欲地休妻，妻子却无要求离婚的权利。而当今台湾社会，女性不但获得了自由恋爱、结婚的权利，而且随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妻子“休夫”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女性自我意识增强，婚姻角色主体性衍化的一种表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描写婚变的小说中得到印证。 萧飒早期的短篇小说《明天，又是个星期天》里的女教师淑清，当得悉自己相爱五年、结婚四年的丈夫有外遇并使第三者怀孕后，毅然提出离婚，因为“她不要支离破碎的感情，也不要那样的丈夫”。而同样出自萧飒的长篇小说《走过从前》〔2〕则更全面、 细腻地刻划了一个遭逢婚变的妇女从惶恐、屈辱中挣扎着走过，成为全新的、充满自信的现代女性的心路历程。小说描述大学毕业的何立平嫁给留美回台的魏学勤，婚后何立平辞去教职，跟随外派的丈夫赴美生活。在美国，除了照料丈夫和孩子外，她还努力学习英文，并选修了三门功课。她想要充实自己，为的是“做个更称职的外交官太太，帮助丈夫拓展事业，一心一意地指望着妻以夫贵的日子早点到来”。不料回台湾后，她才惊骇地发现丈夫早已移情别恋。她痛不欲生，也曾经哭闹争吵，纠缠不休，却始终无法挽回丈夫的心。无奈之下只得离开家庭，先是在学校代课，以后又在出版社找到一个翻译的工作。通过艰苦的努力和奋斗，何立平逐渐从工业中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原来她不是个一无是处，没有人要的女人，她可以自己肯定自己，而不需要靠丈夫来肯定她。最后她心平气和地约魏学勤去办了离婚手续。在此之前，她曾对魏说过这样一席话：“魏先生，婚我会离给你的，至于什么时候离，到了时候，我就通知你。我不再需要受你的摆布，当初你想外遇就外遇，现在你想名正言顺就找我离婚……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现在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番话掷地有声，不啻为自我意识觉醒了的女性告别依附和屈辱，维护人格尊严的宣言，表达了现代女性要求独立、自主和男女平等的心愿。 长篇小说《木棉花和满山红》〔3〕、 《如何摆脱丈夫的办法》〔4〕，描写的内容都未脱离“婚变”，但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 女主人公“休夫”的原因并非丈夫外遇，而是由于夫妻双方在思想观念、性格情趣等方面的差异和难以协调。《木棉花和满山红》的主人公易安在一家杂志社任职，她热爱工作，事业心强，热情开朗，兴趣广泛。而丈夫王天瑞不但自私、偏狭、性情孤僻，而且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他要妻子按照他的方式生活，做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易安因为无法忍受天瑞的个性和丧失自我的婚姻生活，结婚仅两个半月便同丈夫分了手。《如何摆脱丈夫的方法》中的褚浩成倒堪称为模范丈夫，对妻子苡天百依百顺，还包揽了全部家务。可是苡天却因浩成事业上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而鄙薄他，千方百计迫使丈夫离了婚。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当今台湾女性婚姻价值取向的转变——传统的“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的陈腐观念已被摒弃，现代女性对婚姻生活有了更高、更实际的要求。对不尽如意的婚姻，尤其是来自男方的背叛，她们不再忍气吞声，委屈求全，宁肯“弃暗投明”，重新开拓新的天地，创造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