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新诗的分流 八十年代初期，当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结束其在七十年代的“地下状态”，如岩浆般开始涌冒到地面上，招来了许多陌生、新奇、气闷、乃至愤怒的目光时，人们同时看到，在海峡彼岸，随着两岸政治关系的松动，一批大陆读者从未听过的作家、诗人连同他们的作品，也开始竞相出现在此时喧闹异常的文学刊物上。它们带来了人们从五十年代以来就逐渐形成的审美习惯以外的另一种艺术感知方式和把握方式，尤其是作为人的精神个体化的投射和外化的诗歌，更显突出。这一批作品带给此时渴望打开视野的人们的艺术惊悸和震撼，并不亚于“朦胧诗”。人们——主要是诗的读者和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新诗，除了大家习惯了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形成的大陆诗歌的审美范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既与五四以来新诗有深切联系，又与五十年代以后大陆诗歌极不相同的诗歌呈现方式。 这一时期介绍到大陆的台湾诗歌，可谓样式繁多。最初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诗选》（一、二集）为代表的怀乡诗歌。这种挑选既是政治的，也是艺术的。在爱国怀乡主题的政治规范下，所选择的大多是符合传统审美习惯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它其实并不能完全代表五十年代以来的台湾诗坛。接着出现在众多文学刊物和出版物上的台湾诗歌，则主要是现代主义的作品了。从纪弦、郑愁予、覃子豪、余光中到洛夫、痖弦和商禽，随后当然还有“笠”、“葡萄园”、“龙族”、“大地”、“草根”等诗人更趋近现实的诗作，以及和通俗小说的“琼瑶热”相呼应而卷起旋风的席慕容与更年轻一辈充满“后现代”意识的诗人。但最初引起诗坛惊异的主要还是五、六十年代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那一系列艺术试验和实践的成果。这些作品几乎和“朦胧诗”一起激起八十年代中国诗坛一场并不平静的艺术变革，使五十年代以来在政治规范下消失了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在大陆诗坛复又萌苏起来，展示出一个迥异的艺术创造空间。 这种惊异进入新诗研究者的视野，是意识到了当代中国诗歌除了研究者们惯常据以立论的大陆诗坛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个无论在发展进程或在存在形态上都迥异于大陆的台湾诗坛的存在。 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新诗的研究，具有结构性变化的意义。对中国新诗现象的考察、发展轨迹的描述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无疑地必须同时着眼于大陆、台湾和港澳，进行综合性思考，才能获得比较完整（而不是局部）的印象和结论。 当代中国新诗在大陆、台湾和港澳分流的现象，是历史留下的一道文化命题。首先当然是政治的原因——远一点说是日本对台湾的割据和英国对香港的殖民占领，造成其社会的发展与大陆某些不同的形态和文化色彩；近一点说则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动所带来的海峡两岸的对峙和与港澳地区的疏隔。这一首先由政治开始的变动所带来的是包括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等在内的社会不同发展。中国社会的这种分裂，也必然影响到在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中发展的文化。文学的分流，或者说当代中国新诗的分流，便也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 首先，社会的分裂导致诗坛的分裂。五四以来中国诗坛受到共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的统一的诗歌运动不复存在了；诗歌发展的轨迹在被分割的不同地区，便也呈现不同的进程。 五四时期的新诗，虽然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上存在着差异，但基本上是循着一条共同的轨迹发展的。纵使是在被日本割据的台湾，也是在呼应着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旗帜下，从反对失去生命力的文言文和僵腐的旧诗开始，以五四时期新诗人的创作为典范，进入白话诗的试验的。无论就诗的精神内涵或艺术形式，都与五四新诗共血脉。三十年代中期以后，中日战争爆发，在殖民统治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中，台湾诗人被迫失去了运用祖国语言创作的权利，部分人改用日文写作。但这种情况是在异常状态下与祖国文化传统的被迫切断，而不是新诗艺术发展的脱轨。当然，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陆，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政权建设和文艺政策的推行，出现了“解放区诗歌”和“国统区诗歌”的两个概念；在诗歌艺术的价值取向上，也有了较大的差异。但当时两个“地区”并未完全隔绝，因此也未在中国土地上形成两种对立的诗歌运动。而是透过进步诗人在国统区的活动，传播解放区文艺政策和艺术走向，使“解放区”的诗歌极大地影响着“国统区”诗人的创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即以“两支队伍大会师”的口号，将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作家和诗人，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背景上整合起来。 五十年代以后的情况迥然不同。海峡两岸近半个世纪的对峙，和在对峙中各自发展成无论在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很不相同的社会，不仅使两岸的作家、诗人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也使两岸的诗歌在不同文化环境的制约下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八十年代被大陆读者和学者重新“发现”的台湾新诗，其所以引人注目和具有研究价值，恰因为它提供了当代中国新诗脱逸出大陆轨迹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及其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