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文学理论批评界比较平静，既没搞什么“文学运动”，也不见什么“文艺思想斗争”。但文学论争总还是有的，其中具有“轰动效应”的之一，大概要算文学大师排座次的问题了。 有一位年轻的文学博士，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大师文库》。既然是大师，又是文库，当然就有一个谁是大师的问题。这文库之中，不可避免地还有一个哪位大师的书在前，哪位大师的书在后的排名问题。 据说传统的排名是：鲁迅第一，郭沫若第二，茅盾第三，巴金第四，老舍第五。而这位博士来了个反传统，他让沈从文排第二，巴金排第三，金庸排第四。 沈从文排第二，固然叫一些人接受不了，而金庸排第四，更使人大吃一惊！ 于是就有几位先生表示反对。有一篇报道令人瞩目，那是香港《大公报》的署名文章《北大刮起金庸风》，说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名誉教授。金庸在北大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他说，尽管中国屡遭外族侵略，但是不但中国未亡，反而促使其壮大，这是因为华夏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所致。 金庸终于被安排搭上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末班车。它说明：中国20世纪文学终于发现和选择了武侠小说，发现和选择了通俗文学。我以为这可说是世纪末中国文学观念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 金庸成名于50年代，他写的是武侠小说。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而世界上五洲四海都有华人，所以金庸把中国的武侠小说推向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的小说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拳头产品”。 金庸的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象征手法，建构了一个既与现实沟通、又遗世独立的“江湖世界”。在这个幻象世界里，想象之丰富，人物的异趣，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之形象表现，都是无与伦比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与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学，即人们常说的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不一样，它有别样的品格和韵味。 于是有一些热心人，研究金庸的小说，并谓之“金学”，正如当年研究《红楼梦》，称之为“红学”一样。 但武侠小说被称之为“成人的童话”，童话谓之“儿戏”，属“小儿科”。在文学史家看来，品位太低，不够档次，进不了高雅文学的历史殿堂。既然通俗文学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武侠小说界的龙头老大的金大侠，也只配有中国江湖郎中的命运，称不上什么大师。 几十年来所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当代小说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全都是严肃文学史。除了极少数作为批判对象外，有哪一部论及通俗文学，论及武侠小说？这种局面至今没有改变。文艺理论家王先霈教授，在他和於可训先生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这样一种读者分布非常广泛，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巨大的持久的影响的文学种类，不应该长期置于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历史研究的注视范围之外。……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严重脱节和尖锐对立……不是民族的文学和文化成熟发达的标志，而是一种警告信号。 这话说得何等中肯呀！ 这种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严重对立，通俗文学被排除在文学史研究的范围之外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不能不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了。 本世纪初，中国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末叶的规模，尤以1905年之后的几年，发展更为迅速。清政府也讲“维新”，采取了一些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国内各地纷纷集资办厂开矿修铁路，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由于1902——1903年间，中英、中美、中日一系列通商行船续约的签订，各列强对华投资迅速膨胀。这就使得我国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的人口异常迅速地增长。以上海为例，1880年只有10 万多人， 到了1900年增至34万多人，到了1911年又增至125万人，30年间增长了12 倍多。 城市人口猛增，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娱乐消遣文化，于是通俗文化应运而生。中国的京剧和其他地方戏曲，说唱评弹等城市舞台和茶馆艺术，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就是明证。在文学方面， 从1909 年至1915年之间，《小说时报》、《游戏杂志》、《小说丛报》、《礼拜六》、《中华小说界》、《小说大观》、《小说新报》等一大批通俗杂志创刊。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家独领风骚。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演义、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类似于当今专揭阴暗面的纪实性的黑幕小说，大量出版。由于外国先进的印刷技术的输入，作家稿费制度的形成，使这一派作家人数不少，作品很多，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文学书刊市场，主要由这一派的作品占领。 民初通俗文学的繁荣，不但是民初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外国通俗文学大举进入的影响。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以《黑奴吁天录》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尤其是以《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风靡全中国。鸳鸯蝴蝶派之又称礼拜六派，就在于这一派的代表刊物叫《礼拜六》。因为早年美国的富兰克林创办了一本周刊，叫《礼拜六》晚邮报，后来成为欧美销路最广、最受读者欢迎的读物。中国的《礼拜六》周刊，正是抄袭模仿美国的《礼拜六》而得名。可见礼拜六派的出现，正是中外通俗文化沟通、接轨的结果。 “五四”以后，它仍在发展并与民国相始终，直到1949年大陆解放，才基本上消失，故又称“民国旧派小说”。这一派不但创作通俗小说，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公开提倡文学的“趣”、“利”与“消遣”。
